今天看到一篇讲中印关系的文章里提到中印边界有争议地区中的西段aksaichin地区，说来惭愧光知道中文名称“阿克赛钦”，一直不知道英文怎么说，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叫成了“阿赛克钦”，跟很多人讲62年的对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丢人啊。
　　网上搜了一下，对东段的麦克马洪线的介绍比较多，其实基本上每个上过初中的人都在历史课上，有个傲慢的英国老头用手杖在地图上随便一划，就把藏南大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很可惜我没有查到具体的数字，就连教科书上都是这样写的，还有的说是9万多公里，有时候真是可叹啊）划到了印度的版图中去了，但就是对这个争端的始末也是你抄过来，我抄过去，来来去去不到两百个字，当然这是下回的题目了。
　　而3.3万平方公里的阿克赛钦对大多数人来说，连个名都不知道，网上也鲜有这方面具体的介绍，连两百个字都没有。所以撰此文以记知。
　　这要从一个姐夫打小舅子的故事说起了，那个时候西藏还叫土伯特或者唐古特，1705年，长期赖着不走的蒙古和硕特部王子拉藏汗杀了韦小宝的结拜兄弟——土伯特宗教政府的老大——桑结大喇嘛），当上那里的老大。本来桑结想杀拉藏汗的，没成想倒让人家来了个正手为云，反手为雨，并且囚禁当时的达赖六世，小宝的另一个好兄弟葛尔丹当时正在和康熙争雄，康熙和葛尔丹都要求迎接达赖六世，很明显对于西藏和蒙古来说，这个宗教领袖的价值就想电影《天地英雄》中的佛牙一般重要，可以怎么说谁得了达赖万里佛国就谁的了。康熙心里明镜似的，马上拉拢拉藏汗，拉藏汗权衡了一下实力，认为还是跟着康熙混比较有前途，而且桑结跟葛尔丹是铁哥们，而康熙早就跟桑结不对付（并非金庸瞎辩，只是多了个韦小宝而已），就派人护送达赖六世上北京去了，那时候没青藏铁里啊，从拉萨到西宁的路全靠带着干粮骑着牦牛走，可怜达赖那受过这罪啊，在青海半道就挂了，才25岁，死了还被人抛尸，可怜啊。当年达摩祖师来中土传道的时候曾有过一花五叶的箴语，达摩传到六祖，六祖就没有在传衣钵，达赖也是到六世就完了，天数所及，佛法亦不能违啊，达摩真是高人。你一定要问那现在在印度那个老头是什么啊，因为七世达赖有两个，谁真谁假说的清吗，那如果宗喀巴大师是花，达赖也有六个叶，不是五个啊，达赖六世其实是桑结伪立的，达赖五世圆寂后，桑结为了自己的统治秘不发丧，一面以达赖的身份压制班禅，一面暗中以达赖的身份挑嗦葛尔丹攻打康熙，十五年后，康熙在克鲁伦河打败葛尔丹，听说葛尔丹是因为达赖的指示才开战的，心里就纳闷，因为五世达赖大师佛法精深，根本不是这样的人，遣使问桑结，要见达赖同时送班禅进京，否则就令兵问责于城下（“如其不然，朕且檄云南、四川、陕西之师见汝城下。”康熙哥哥果然帅啊），桑结慌了神，向康熙请罪，赶忙找一个15岁的孩童充任六世达赖（已经15年了），也是因为这个事，拉藏汗对桑结很不满意，所以桑结对拉藏汗下毒，不成结果自己被干掉了（用的重金属盐类的毒药，偏偏汗哥有临睡前喝牛奶的习惯）。达赖是活佛啊，神仙转世哪能死于非命呢，可知六世达赖已经就是假的了。
　　六世达赖死了以后，拉藏汗在博克达山（新疆吐鲁番北博格多山）找到一个名呼毕勒罕阿旺伊什嘉穆错（他大爷的，怎么这么长的名字）的孩子，说他就是灵童，举行了坐床大典，跟班禅一起请清朝加封。而青海的台吉却在四川的理塘找了个小孩叫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作为转世，拉藏汗发兵抓捕，小孩爹抱着逃到了青海，还举行了坐床仪式，也求清朝加封，清朝派了侍郎赫寿协理藏务（这就是驻藏大臣的开始了），但是却谁也不封，看两个达赖互相掐。
　　拉藏汗的姐夫是准格尔的大汗策妄阿喇布坦，葛尔丹自杀以后，策妄阿喇布坦当了大汗，他早就看上西藏这块肥肉，桑结主西藏的时候他就向康熙打桑结的小报告，要带兵杀入西藏，康熙看穿他的图谋，不允许，只好暗暗布下棋子，迎娶了拉藏汗的姐姐，又把女儿嫁给了拉藏汗的儿子，还把这小两口留在了自己的王宫（我的经验蒙女比藏女好看多了），这样亲上加亲让拉藏汗失去了戒心，康熙谕令深谋防范，拉藏汗并不以为然（康熙确实有过人之处啊）。
　　拉藏汗的大意造就了一次可以载入教科书的经典奇袭战役。策妄阿喇布坦命令台吉策凌敦多布（就是大策凌）等率兵六千，由伊犁出发，从阿克苏翻越天山（海拔6000m）经叶尔羌（莎车）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500km），翻过和阗南部的昆仑大雪山（7000m），由阿克赛钦进入西藏（终于出现主题了），又在高原上行进了1200km基本横穿了现在的西藏省，涉险冒瘴，昼伏夜行，碰到藏人就说是送拉藏汗长子噶尔丹忠夫妇归藏，快到拉萨城下了，拉藏汗才发现，晚了，拉藏汗和他们家老二抵抗两个月，被击败，砍了脑袋，扣押了呼毕勒罕阿旺伊什嘉穆错，策妄阿喇布坦又把在自己身边的女婿丹衷也砍了脑袋（丹衷留了个遗腹子叫阿睦尔撒纳，他妈就是策妄阿拉布坦可汗的女儿。他外公把怀有身孕的他妈另嫁给辉特部的一位酋长。民间传说，当遗腹子阿睦尔撒纳呱呱降生时，满身鲜血，大家深信他为复仇而来，后来他果真一手毁了准噶尔汗国，中国有三个版本的王子复仇记，少康、慕容冲和阿睦尔撒纳，每个都比哈姆雷特帅多了，可叹我们的作家和导演们基本都在吃大便，以后有时间我把这个也写了）。
　　西藏于是并入准噶尔汗国版图，策妄阿拉布坦终于完成了他父亲、叔父、祖父们的伟大心愿。这里要说一下的是，这次奇袭在世界军事史上绝对可以说是最NB的了，路途是最艰苦，时间最长（十个月），距离最远达2500km，东汉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出塞五千余里奇袭北单于王庭金微山，砍了匈奴单于他老娘的头，虽然距离虽然最远但是其艰难程度要小的多了；西汉大将赵破奴率骑兵七百人，奇袭楼兰，把楼兰王击斩最为惊险，但规模不大，都比不上这次。策妄阿拉布坦多年策划一举成功，也算是个人物了，大策凌领兵坚韧果敢，凭此一役绝对可入名将之流了。就是想想我们38军组织这样的进攻恐怕都难以实现，为这次伟大的奇袭浮一大白。
　　可惜这二位碰到了康熙，如果是清朝其他皇帝，恐怕现在我们也没资格跟印度有领土争端了。康熙马上意识到如果西藏不稳，四川青海云南就别想要了（高明啊，唐朝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失去吐蕃，马上西域就丢弃，河西走廊和长安就要直接面临着敌人的进攻），当即命令西安将军额伦特率西宁、松潘、打箭炉、噶勒丹，会同青海诸台吉及土司属下进攻西藏，至喀喇乌苏河，遇伏被大策凌击败（以攻为守，拉萨失陷以后，大策凌以达赖的名义要求理塘的藏族土司喇嘛臣服，后者多有动摇，如果不摆出进攻的姿态，就会失去这些力量，而且番兵出战，使这些土司台吉们立刻与拉萨划清了界限，同时不伤自身的实力，高，实在是高啊），立即策立青海的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为七世达赖（政治上的进攻）。
　　第二年，康熙以十四子胤?_为抚远大将军（跟雍正争位的那个，看这场战争的表现确实比他四哥强啊），坐镇青海的木鲁乌苏抓后勤（这种战争，后勤是最重要的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先集饷三年才开始发兵就是这个缘故，大军远征不确定的因素太多，未战先思败，只要输的起就一定能够看到最后的胜利），两路大军，一路由平逆将军延信率领由西宁出发，穿过星宿海（星宿老仙，法力无边），渡过木鲁乌苏河，经绰诺果尔，途中三败来袭蒙古军，斩首千余，拖住了大策凌的主力部队；定西将军噶尔弼出四川，经过雅安，理塘，打剪炉，安抚藏人蒙人（大军压境，不就抚当然都砍了），命令蒙古和西藏土司台吉们领番兵护送达赖跟随大军入藏，进至查木多（昌都），领兵奇袭喀喇乌苏河上的嘉玉桥（飞夺泸定桥之康熙版），胤?_的命令是要两路大军会师拉萨，噶尔弼发现粮食不太多了（加了好多人），而且青海的部队还没到预定地点（一是面对主力，二是路远些，胤?_的作战参谋也太理想话了吧，这可是上千公里的钳击啊），就用副将岳锺琪（这位哥哥后来还有更精彩的表演，五千铁骑十五天收复青海，以后有时间也写写）以番攻番计，让土司为前驰，集皮船渡过雅鲁藏布江，直捣拉萨，降番兵七千（其当面之敌主要是宰桑率领的三千六百蒙古兵）。拉萨一破，大策凌的退路被断，前后受敌，只好原路返回（又是2500km啊），能回到伊犁的不到一半（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总结这次战争胜负的原因：第一康熙命令驻在外蒙古科布多和巴里坤（新疆巴里坤）的两个兵团，直接攻击天山北路准噶尔汗国本土，使它不能向西藏增援；第二，大策凌的部队不适应西藏的气候，普遍出现浮肿（高原病）战斗力下降；第三，大策凌将兵力平分，要知道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最忌分兵，结果两头落空，若能合击一路，就不至于败的怎么狼狈了；第三，南路防守放弃了蒙古骑兵擅长的运动奔袭的战术，一味死守，而北路采取机动防御，三次袭击虽然都没有大的胜利，但是实力得到保存，同时也有力的迟滞了清军的前进；第四，清军步步为营不给大策凌机会，在关键时刻又能果断出击，显示出领兵将领很高的指挥能力；第五清军的后勤补给充足；第六，康熙在政治上占领了先机，册封达赖，获得青海支持这个达赖的蒙古台吉们的支持，下诏理塘的营官喇嘛归附清朝，将违抗不就抚者诛之，传檄巴塘、察木多、乍雅各籍其土及民数；第七，大策凌并没想到康熙反映这么激烈，战前的准备不足。康熙这次进攻可谓决不次于大策凌的超级奇袭了，战前王公大臣认为西藏险远，不愿进兵，士兵害怕西藏的气候也不愿出战，青海蒙古王公也都不愿进藏，认为达赖可以在青海继位，康熙以西藏屏蔽青海、川、滇，若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且贼能冲雪?P险而至，何况我军。策凌敦多布闻我师至，自必望风远遁。俟定立法教后，或暂留守视，或久镇其地。唐古特众皆为我兵，准夷若再至，以逸待劳，何难剿灭。（这段我用的清史稿的原文，康熙在统一西藏的战略布局绝对漂亮，气度，勇毅，果断，务实，汉族皇帝恐怕只有嬴政和李世民可与之并肩，策妄阿喇布坦和大策凌都算得上是一代人物，在康熙面前步步受缚，其实葛尔丹桑结拉藏汗吴三桂郑经费要多罗那个不是呢，一个个都成为康熙棋局上上的棋子，还是韦爵爷说的对，皇上是做庄的，可惜在《康熙王朝》里把这段给省了，更可惜他不是汉族人。）
　　中国远征军进入拉萨，撤销一切国王和一切可汗的称号，又撤销土伯特国号，改称西藏。任命故拉藏汗的一位僚属康济乃，当前藏最高执政官（固山贝子•噶布伦），另一位僚属颇罗乃，当后藏最高执政官（台吉•噶布伦）。把喀木（四川省西部及西藏东部）巴塘（四川巴塘）以东，划给四川省。面积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包括藏、卫、康，还有我们的阿克赛钦一统并入中国版图。
先解释上一篇我没说的一个地方，就是西藏（其实应该说卫藏）四茹的说法：
　　一、藏（后藏，今西藏西部）
　　二、卫（前藏，今西藏中部）
　　三、喀木（也简称康，今西藏东部及四川省最西部）
　　四、青海（青海湖及柴达木盆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改称青海省）。
　　随着康熙大军的胜利，藏，卫，喀木都并入了中国的版图，三年以后（此时一代胡酋康熙哥哥已经挂了，小贱人胤?G当了皇帝），雍正二年（1723年），青海和硕特部大汗罗卜藏丹津反叛清朝，转投他的杀叔（杀了两个叔叔）亡国仇人准格尔汗国，背叛他的朋友清朝，年羹饶谓抚远大将军，岳锺琪为副，进剿青海，次年（一七二四）二月，岳钟琪率五千人的骑兵，发动突袭。从西宁城向西急行军，于第十三日的黎明，在荒原上捕捉到罗卜藏丹津的主力。罗卜藏丹津的部队从梦中惊醒，但战马都没有备鞍，无法迎战，霎时间全军崩溃，四散逃命，罗卜藏丹津急换上女人的衣服溜掉，投奔准噶尔汗国。岳钟琪穷追不舍，每天奔驰一百五十公里，两天后，追到一个称为桑骆海（青海省西南角）的地方，只见红柳蔽天，渺无人迹，才带着他的俘虏，包括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在内（又把老娘逮了，这些蛮子总是不顾娘自己跑），凯旋而回。岳钟琪自出发到大获全胜，只用了十五天时间，就把面积约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青海土地，完全征服，纳入清政府中央版图。
　　帅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不要让我用行动表示。NB烘烘的古德里安也没有此等武功，不要以为这是谁都能做到的，骑兵奔袭作战，最关键的是对人力马力的合理把握，一定要形成以逸待劳，攻其不备的态势，如果让人家有了准备修建其防御工事来，就只有死的份，战国的李牧，西汉的李陵，明朝的戚继光都是在大漠上玩步兵的高手，这些人不会给敌人任何机会，还会以小股骑兵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激怒和引诱敌人进入自己的伏击圈，然后一举杀伤敌人有生力量（骑兵对步兵最大的好处就是打不过可以跑），这种博弈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预测敌人的主力位置（当时没有地域雷达，全靠指挥官的智慧，所以说“卫青不败因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也不尽然啊），同时轻骑奔袭带不了多少粮，一击不中就不一定回的去，指挥官的决心也非常重要。
　　从此卫藏四如全部归于清朝的直接统治，这里补叙一点，藏族全部其实远不至我们一般认为的西藏，藏人有“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茹，下部多康六冈”的说法，卫藏的意思就是中部藏区。上部阿里三围一般认为是指“古格崖围”、“布让雪围”、“艺域湖围”。其地域在狮泉河、象泉河流域及马泉河上游一带地区，大体相当于今西藏阿里地区地界及拉达克地方，现在两围（阿里地区）在我国手里，拉达克在印控克什米尔，而下部的多康六岗，指安多和康巴等藏族地区，所谓“岗”是藏语对两水之间高原的称呼，六岗就是这片地区的六个高原，金沙江与雅砻江间的“色莫岗”、“勃波岗”；怒江与澜沧江间的“察洼岗”；澜沧江与金沙江间的“玛康岗”；雅砻江上游与黄河之间的“玛杂岗”，以及雅砻江中游与大渡河间的“木雅惹岗” ，大致相当今青海之玉树、果洛二州。四川的甘孜州、西藏的昌都地区及云南中甸、维西、丽江等地（达赖在印度尼泊尔等地建立的藏人游击队的名字就叫做四水六岗自治军）。包括藏人崇信佛教，对三这个数字情有独衷，三宝佛法僧，三藏真经，三生三身三世三界等等。所以把自己的地盘也分三瓣，其实这种三分都不是很准确的，三块地域多有重复，而且“六岗”地域中（藏族人对“六”也很喜欢，“六宿”，“宿”－山下的耕地、“六绒”，“绒”－河谷地方，“六雄”，“雄”－两山对峙之间，“六曲”， “曲”－河流等等，其实都是为了凑数而已）的五大河流并非完全平行，其间多迂回曲折之处，因此，上述所谓的“六岗”，实际上不过是指的以某个地点为中心的一片区域，并不能把“多康”全区包含进去。还是我们中国人强，“一”就搞定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多强啊。
　　藏人传说中藏人是猴子和罗刹女的后代（魔鬼也喜欢兽奸？），这两口子住的地方——猴子洞，就在今天西藏的阿里地区，根据考古发现，阿里地区也确实发现了原始人的遗迹，在那里藏人建立象雄（意为"大鹏鸟之地"）王国，是西藏高原最早的文明中心。据考古研究和史籍记载，象雄早于吐蕃与唐朝建立关系。在公元6-7世纪，象雄已经是以牧业为主、兼有农业了。象雄王国曾经在青藏高原显赫一时。古老的象雄产生过极高的文明，它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象雄文（可惜没了），而且还是西藏传统土著宗教"苯教"的发源地，对后来的吐蕃以至整个西藏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象雄王朝鼎盛之时，曾具有极强的军事力量，其疆域包括了西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和青海、四川的一部分，以及西部的拉达克（今印占克什米尔）。后来，吐蕃逐渐在西藏高原崛起，终于到公元8世纪时，彻底征服了象雄。这段历史比较大概，藏人没人史书，很多历史都靠吟游诗人的传唱，所以很头大，费好大劲才找到点这些，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消失了的民族－凯尔特，这个创造了亚瑟王（也是个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人的人物）和他的圆桌骑士传奇故事的民族也是一个崇尚吟游诗人的民族，可惜被野蛮盎格鲁－萨克逊人（英国人）消灭了，古老优雅的不列颠人（凯尔特人一支）要比今天古板傲慢的英国人要可爱的多。八三八年，笃信佛教的吐蕃赞普（就是吐蕃的王）巴巾赤热被他的哥哥达玛（最后一任赞普）杀害，篡夺了赞普大位的达玛，迅速推行了一套杀僧灭佛、以维护世俗贵族利益的政策。这个达玛赞普被藏人称为“朗达玛”，意思是“牛魔达玛”（看见没有，牛魔王可是有真人的，西游记其实隐藏一个对西域地区的征服史，猴子代表古格，牛魔王代表吐蕃，猪头代表回人，火焰山是吐鲁番，红孩儿代表康居，最后都被和尚收了－中国，哈哈，这可是我首次提出的，下次写一篇，鲜卑人解密西游记——牛魔王皈依之迷。刘心武有个秦学，老子有个牛学）。朗达玛的灭佛政策很不得民心（藏人可是为佛祖可以自焚的），一时间民怨沸腾，内战纷起。四年后的一天，这位朗达玛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前，被一位叫“拉隆•贝吉多吉”的佛教徒一箭射杀（够狠）。朗达玛的死标志着整个吐蕃王朝时代的结束，从此藏区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动荡和战乱之中，随后出现了大小七个王国。为了王位继承权的归属，朗达玛的两个异母儿子奥松与云丹相互斗争。奥松之子贝考赞为奴隶起义军所杀，贝考赞的儿子吉德尼玛衮见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便带着三个大臣和100多人为逃避追杀，远遁阿里高原，被那里象雄土王（此时为吐蕃得藩属）扎西赞收留，这哥们打仗不行，当女婿到挺在行，被敬慕吐蕃王族文明的扎西赞收为婿，还哄得老丈人把王位都传给他了。吉德尼玛衮也算是一个人物，他将吐蕃王朝先进的文化引入象雄，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与吐蕃平等的古格王朝，屹立阿里高原近八百年（年代无考，误差不超过50年）。
　　吉德尼玛兖晚年时，将王国分给三个儿子，长子贝吉兖封芒（麻）域（即后来的拉达克王国），次子扎西兖封布让，幼子德祖兖封象雄，这就是阿里三围（36D，24，36呵呵）的来历。在这段时间里古格王朝跟拉萨确实没有什么从属关系，但是对于藏人来说，国家的统一根本比不上信仰的统一，古格王朝建立以后，便以崇信佛教佛法为立国之本，这是因为一方面出于对吐蕃时代佛教盛世的深切缅怀；另一方面，古格的君臣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佛教正是古格繁荣昌盛的法宝。发源于此苯教逐渐失去了它最后一块土地。德祖兖的次子埃松王子因对佛教满怀热情，出家取法名“益喜沃”；并选派了二十一名优秀青年赴印度学习显密教法，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仁青桑布，他翻译了大量的显密经典，开创了“上路教律”，成为西藏历史上划分新旧密乘教法的分界线。这极大地推动了古格佛教发展。晚年时的益喜沃修建了著名的托登寺，亲赴印度迎请高僧阿底峡，为筹集更多请高僧用的黄金（钱都修了庙了，这高僧不会是学佛祖在舍卫城祗树给孤园讲法一样，来个黄金布地吧，ft，一个比一个贪财），益喜沃率兵攻打伊斯兰国噶洛（抢人家的钱去敬佛！他是真穷还是抠门啊），不幸兵败被俘（活该）。噶洛国王亲自劝说他放弃佛教，改宗伊斯兰教，可免一死。但益喜沃态度坚决，面对死亡不改其志，最终舍身求法的益喜沃引颈受戮（对这段历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肯定是打了败仗往脸上贴金）。曾担任过印度１８座寺院住持、道行高深、年近六旬的阿底峡大师被古格王国的诚意和益喜沃的献身佛法精神所感动（被这种人感动也算大师，估计还是钱给够了），终于公元１０４２年启程，翻越喜马拉雅雪山，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到达古格王国。阿底峡以托登寺为驻锡地，弘传佛法（上路弘法）、举行盛大的法会，史称 “火笼年阿里大法会”。为确立古格王国在西藏西部的佛教中心地位起了重大作用。阿底峡的入藏也成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重要标志。托登寺当时成为西藏宗教和文化中心，与古格境内的神山冈底斯山，圣湖玛旁拥措并称，是藏人的圣地之一。十五世纪初的时候，格鲁派（黄教）宗喀巴大师派人前往拉达克，并在拉达克首府列城创建了格鲁派寺院柏图寺。其实挺奇怪的，当藏族统一的时候各个宗教打的很厉害，莲花生大师还曾经跟苯教的神婆巫师斗法（互相做物理化学试验吓人？），佛教内部也是宗派林立还喜欢互相掐，藏人分裂了，信仰反而统一了，各个教派之间也和睦相处。
　　在公元十世纪的时候，麻域的统治者逐渐从古格王国独立出来，自称拉达克王国，这个地方贴近伊斯兰文明，受其影响比较大，公元十四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文明的征服浪潮席卷了拉达克王国，但是很快就退去了，十六世纪的时候伊斯兰化的蒙古莫卧尔帝国又把拉达克王国政府，使之成为其的一个藩属存在，信奉伊斯兰教，但是佛教仍然有着极大的根基，古格王国与拉达克王国逐渐关系恶化，冲突不断，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十七世纪初期，随着莫卧尔王朝的衰落（英国入侵），拉达克王国有重新独立出来，摆脱了伊斯兰的束缚，重新回到了佛教的怀抱。这时候古格王国反而出现了宗教问题，葡萄牙人安德拉德进入古格传扬天主教，使笃信佛教的古格人了解到了新的宗教，并于１６２６年借助国王的支持，拆毁民房、修建起西藏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从印度召来更多的传教士，并试图劝说古格国王赤扎西扎巴德夫妇正式改信天主教，强迫喇嘛还俗等，由此引起了出家为僧的国王之弟的反感和佛教僧侣集团的极大不安，领导虔诚信仰佛教的当地藏人起来反抗，埋下了古格王国走向覆灭的隐患。打帝国的时候就最讨厌敌人的那些洋和尚，所谓基督降临，家破人亡，僧侣传教，寸草不生，操耶稣他大爷的，有种拿雷劈我啊，拿个鸡巴当神拜，谁怕你啊。佛教僧人与西方传教士为争夺国王的信仰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然而最终国王还是深信上帝将站在他的一边。公元１６２７年春天，赤扎西扎巴德继朗达玛之后又一次兴起灭佛运动。大批僧人被迫还俗，并被驱赶到山洞居住，靠乞讨生活，国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摧毁他们对佛教的信仰。然而作为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发源地，佛教毕竟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并已深深地渗透到古格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遭受打击的僧人们并未就范，而是秘密串连，伺机与国王进行最后的摊牌。１６３０年，经过长达两年多准备的僧人终于发动了暴动，并得到了广大古格百姓的支持，最后包围了古格王宫。想想那段时间的地下斗争真是惊心动魄啊。而拉达克王国也没有闲着，此时的拉达克国王僧格朗嘉是个扩张狂，早就觊觎古格很久了，打着护法的旗号，杀进了古格，参与了围攻古格王宫的战斗，三方进入了拉锯战，那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呢，忠诚的古格卫士要保护国王抵抗虔诚的信众，又要打击着入侵的敌人，僧众们既痛恨天主教的妖僧，又不愿拉达克人侵占他们的土地。正是由于古格卫兵的顽强拼死抵抗，拉达克人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北京台拍了一部记录片叫《喜马拉雅》，主持人王旭东是我一个战友的哥哥，所以送个给我看，片中有对古格王宫遗迹的拍摄，从满山遗弃的铠甲片、铁箭镞来看，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经过殊死的搏杀，双方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这里的漫漫黄沙，当时战斗场面之悲壮惨烈可见一斑。战争持续了五年，正当拉达克人久攻不下准备撤军之际，古格的僧人使出了一条毒计，由赤扎西扎巴德的弟弟出面劝降，年老重病的国王终于无心恋战，同意向拉达克人俯首称臣。然而拉达克人背信弃义，将古格王室成员全部囚禁；在占领王都札不让后，进行了一场疯狂的掠夺，并对古格的将士进行了惨烈的杀戮。至今在古格王国遗址中的千尸洞(有说叫干尸洞的)内，仍然保留了无以计数的无头尸。至此，古格王国八百年的辉煌历史，以悲壮的结局宣告结束。和印加帝国的覆灭何其相似啊，别看现在欧洲人一个个道貌岸然的鸡巴样，当年都是靠骗子起的家，现在掏钱来搞什么世界文化遗产，都他们毁的，还是马哥说的对，资本主义一落地，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拉达克国王僧格朗嘉并继续派兵至西热、嘉嘉（现约在日喀则专区范围内）一带，强迫当时的西藏国王丹增旺波交纳金银、茶叶多箱。他的孙子德列南嘉（１６７５--１７０５年在位），乘西藏与不丹交战之际，挥兵攻占了古格、普兰等地。拉达克王国的进攻终于引起了拉萨的重视，１６７９年，五世达赖喇嘛派出一支藏军，由蒙古部达赖汗的堂弟、扎西伦布寺僧嘎登旺泽率领收复失地，击败长期占据阿里的拉达克军队，并挥兵攻入其都城--列臣，拉达克转而投靠并引来莫卧尔帝国，为藏军所败，故不得不向西藏求和，和谈结果规定拉达克每年要向西藏政府进贡，史称"拉达克年贡"，西藏则答应向拉达克提供一定数量的茶叶。拉达克于是成为了西藏的属国，阿克赛钦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白石滩”，其实就是位于喀喇昆仑山和昆仑上之间的一片戈壁无人区，阿克赛钦在地域上属于阿里三围的地方，在拉达克和古格王国的交接处上方，这是从新疆地区进入西藏的唯一通路，虽然无人居住，但是那时候准格尔汗国和西藏之间的货物的交通全部要靠通过阿克赛钦的商路，随着阿里三围归附西藏，西藏归附中国，阿克赛钦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所谓中印边境线的西段实为西藏、新疆与拉达克之间的边境，因此所谓的中印西段领土问题根本不存在，西线的3.5万平方公里领土原本就是中国的，根本没印度什么事。不但阿克赛钦，连拉达克也是我们中国一部分，总有一天要拿回来的。从人种论上讲，汉族和藏族其实是最相近的种族，都来自于古羌人的后代，在许多民俗上也显示着“汉藏同源”。2005年4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一个DNA项目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56个民族中，汉族与藏族的血缘关系最近。在10万年前左右，现代智人逐渐迁移出非洲，来到中亚，他们中一些人在当地定居，一些人开始活动，人类进一步分化；大约到了4—6万年前也就是第四纪冰期开始，一部分人迁移到了东亚，进入到了中国大陆；经过4万年的演化，这部分人逐渐分支，产生了56个民族，DNA研究结果表明：在主要各大民族系统当中，汉族与藏族的血缘关系最近，是最晚分支的。
　　就像一首歌里唱的，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她们的妈妈叫光明；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
400年前，达桑热巴写了一本书，叫《香巴拉之旅》。他笔下的香巴拉（香格里拉），就是现位于印控克什米尔的拉达克。知道拉达克是从古格开始的。一个风雨飘摇近800年的古格王国，忽然就如青灰的暮霭般消散在札达土林深处……亡了古格的，留下了最后的一支血脉，跟它同宗同族的“雪山水晶国”——拉达克人。
　　象雄文明繁衍了吐蕃，吐蕃在灭亡之际又把最高贵的血脉送回了象雄，如凤凰涅磐般的转生出了古格王朝，再次把藏人向文明指引，作为古格的儿子，拉达克毫无疑问是藏人的一部分。
　　自公元八四三年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四百多年，西藏没有统一的政权，各地豪族混战纷纷，但是从十世纪后半期起，古格王朝又再次承担去哺育藏族人民的重任，发起了佛教的复兴运动，由此开始西藏佛教的“后弘期”（前文提到）。后弘期的西藏佛教密教化的倾向非常显著（这得益于那个海龟派仁青桑布，而前弘期的佛教是以显教为主的）。后弘期的西藏佛教另有一项特色，自朗达玛灭佛以后，佛教的发展不再受到王室保护，转而留传散布于民间，以“宗派佛教”或“学派佛教”的型态，当时各个地方势力林立，仟何一个教派的出现，要站住脚，没有地面上的支持可不行，而老大们又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则又需要宗教，所以就出现了西藏特殊的“供施关系”，也就是西藏最早的政教合一的雏形。等到佛教复兴二百五十多年以后，形成了藏传佛教主要有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觉曩派、宁玛派与希解派等宗派。各地割据的豪族也都拥有自已的寺院及僧众。这些教派的教团，由于掌握了寺院的经济权，等到寺院的经营规模及相关经济活动蓬勃发展之后，也就拥有相当大的经济力量。养肥了的羊当然不能给别人了，所以豪族们又将自家的孩子送一两个到寺庙里当喇嘛，把持经营寺院，寺院的教团力量遂助长了豪族的割据势力，这是就不再是供施关系了，而是统治与依附的关系了。到了13世纪的时候，蒙古大军由四川西部攻入前藏（西藏的中部），由于蒙人也是信喇嘛的，所以藏人也同意了蒙古的统治，派出了代表团与蒙古谈判，其主要成员都是萨迦派的，其实当时最大的教派是噶当派，也该是他们倒霉，他们的主要势力在四川，而蒙古大军正好掠夺了噶当派在喀木的总寺院热振寺，所以拒绝前往，而萨迦派老大萨班的侄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八思巴（历史书上说过这个人，据说是非常聪明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跟一休哥的故事重复，不知道是谁抄谁的），八思巴跟忽必烈成的铁哥们，忽必烈登基以后就成了蒙古的国师代理统治西藏，后来又成为元朝的帝师，一共传了八代（我认为汉族和尚没有进入政界的主要原因就是不能娶老婆），这就是后来说的萨迦王朝，萨迦王朝随着元朝的衰落而被明朝选择的新的西藏代理人所替代，那就是帕木竹巴族，明朝封帕木竹巴族教团长妙音释迦幢为国师，继续代替明朝统治西藏，有些垃圾说，西藏是清朝带给中国的简直是放屁，从元朝开始西藏与中央政权就是以这种代理统治的方式进行的，后来明朝内乱，帕竹政权也随着衰落，被萨迦派地方豪族藏巴汗取代，建立了噶玛政权，这是短命的政权只有24年，15世纪的时候宗喀巴大师改革噶当派，创立格鲁派，传下两个弟子达赖和班禅，出任正副教主，天才般想出了转世灵童的制度（如果达赖和班禅都生儿子往下传，总逃不过一代不如一代的规律，而转世就不同，灵童在全部藏区中挑选，接受精英教育，总差不到那去，就算不行也不至于传染下一代，同时灵童一般都出于豪族，加强的各豪族的向心力，是很高明的一招），这使黄教（既格鲁派）大有统一藏传佛教的趋势。 1641年，到五世达赖（第一篇里出现过）的时候，派人赴青海密召信奉黄教的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率兵入藏， 1642年，固始汗由青海率大军入藏，灭掉了噶玛政权（固始汗回青海后将他的一个儿子留在西藏，就是拉藏汗）。五世达赖在固始汗的拥立下建立噶丹颇章政权，黄教在藏族社会上的优势地位确立。公元1652年，五世达赖赴京接受了顺治皇帝的册封（所以康熙见过五世达赖，后来才能发现桑结的阴谋），顺便说一句布达拉宫就是五世达赖建设的，这个喇嘛真是人物（打击拉达克王国的也是他）。从上面很容易看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是依附于中央政权的，随中央的更迭而兴替，而国际上的一些垃圾说，西藏跟中央的关系是供施关系，企图淡化西藏和中国的联系，简直是放屁，哪个皇权真把宗教当回事。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随着以达赖和班禅的噶丹颇章政权的建立，整个藏区都随着西藏的归附中央而再次属于中国，达拉克根本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而是中国的一个自治邦而已，西藏地方豪族于欧洲的封建贵族制度很相似，藏人贵族对家族的认同程度非常高，家族的名称和荣誉高于生命，我上大学的时候同一个藏胞聊天时候才发现的，当时感觉酷极了，真正书上反而先有这样的介绍，他告诉我，就是现在也有家族之间的矛盾通过贵族青年的决斗来解决的。
英国学者A.P.鲁冰也承认：“认为拉达克是西藏的一部分大体是最妥当的，其地位与西藏高原的河谷地带中的其他小邦十分相似。它们都对拉萨政府有着某种从属关系。拉萨政府的权利来自达赖喇嘛的超凡的地位，而由喇嘛寺院组织管辖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加以贯彻。西藏当时毫无疑问是在中国的控制之下。”
　　平静的生活总是短暂的，在拉达克的西南方，有一个号称世界上最能打的民族，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锡克族，真不知道那些阿三怎么想的，把十八样武器像穿钥匙一样穿在一个环里（达文西的终极武器？），打仗的时候还要一样一样的取下来，估计是冶铁业不过关才用的笨办法，打坏了一样不怕，哥们还有一堆呢，据说最勇猛锡克士兵上战场可以使用47种不同的兵器，晕了！～～～英国的殖民者还以雇佣锡克士兵为荣，以前上海租界那些留大胡子那红布把脑袋裹成粽子一样的阿三就是锡克人。现在在印度军队中锡克人是唯一可以留胡子带红头巾的军人，还是挂着一身叮当乱响得一身凶器，真是脑袋有包，62年的时候照样还不是照样被我们边防战士拿刺刀捅得满山撒鸭子乱跑。
　　锡克族主要生活在现在印度旁遮普邦和克什米尔的查谟地区，19世纪初期，有“旁遮普之狮”称号的兰吉特•锡福,旁遮普地方的锡克教教徒建立了锡克王国,顺便说一句锡克人信奉锡克教，在美国中情局恐怖组织排行榜列第五位，认为是邪教，邪不邪我不知道，反正我查很多资料不知道他们到底信谁，他们的神唯一，既没有塑像也没有画像，连名字都没有，反正就是一个很NB的存在，是什么你自己琢磨吧。1834年锡克王国得一个军阀查谟山邦的总督古拉伯.辛格，指挥自己的多格达族人入侵拉达克王国，这个猪头辛格是一个典型的志大才疏，阴险卑鄙的小人，不过辛格家的人好像都有这个传统，62年我们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也是他们家的。这时候清朝刚闹完了白莲教天理教起义，没空搭理他，竟然得寸进尺想要征服西藏，1841年春天，多格达族人继续向前进攻阿里，到了夏季结束，他们竟然占据了圣湖玛旁拥错（真够慢的啊，这么长的时间才走不到两百公里，要是大策凌都到拉萨了），这是锡克人占据了一些羊毛的产地，著名的开司米羊毛披肩的羊毛就是这里出的。阿三的历史学家一直把这点战功作为他们最辉煌的武功来炫耀，K.M潘尼迦得意洋洋的说，“这次战役是在印度斯坦的天然高山屏障之外进行了。”阿三们除了此战从来没有在本土以外打过战，其实这根本就不算战役，西藏的正规军根本就没有参战，他们所打败不过是几个土司老爷的家奴吧了，而且锡克人从来就算不上是印度人，那不过是英国人殖民印度近三百多年而给阿三的一点而已，印度要不是他们引已为敖的高山屏障，估计我们今天要在博物馆去看印度文明的遗迹的。辛格对圣湖亵渎终于激怒了拉萨，第二年，西藏的部队杀入侵的多格达人片甲不留，全歼侵略者（这里辛格的后人库西万特.辛格厚着脸皮坚持说他们是被困与“高达一万三千英尺的冰天雪地之中”，才全军覆没的，此时他们已经占据拉达克5年了，拉达克和阿里连着的，气候都差不多，再说藏军怎么屁事没有啊，骗谁啊），藏军一举收复阿里，继续收复拉达克，在拉达克的首都列城遇上辛格的援军，双方互有胜负。在1842年8月17日签订一项停战条约，这项条约到底是如何的，我没有找到资料，那天跑一下图书馆看看，但是根据英国人Zahiruddin Abmad的《Far Eastern Affairs》（远东事务）中的《Tibet and Ladakh: A history》（西藏和拉达克的关系）中的记载，和我们军事科学院的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战史的记载，相差不大（鉴于阿三一向窜改历史，信口开河，没皮没脸，我就没有找阿三的书），英国人说这项条约是在十月签订的，双方都认为这项条约只是一项停火协定，条约规定“彼此互不为敌,和睦相处”,各自的疆土“各自自行管理,谁也不侵害谁”。这说明停战协议只是一个互不侵犯的文书,对边界的具体位置并未作出任何规定，只是提到“古老的，久已存在的疆界”,对于边界的模糊不清，西藏人和多格达人都理所当然的接受了，英国曾经的印度总督寇松勋爵对疆界有个一个定义，“标定边界的想法，基本上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在古代世界里是没有或是少有的”。因为双方的疆域邻接，但是不是明显的连接着，任何一方要求进攻另一方都要越过高山重重的无人区，所以既然双方是隔开的那么边界就没有必要明确了，而且当时地理知识也不允许划界。六年后，当锡克被英国征服后，拉达克也成为转到英国手下，但是双方代表仅代表各自国家的地方当局,都没有经过各自中央政府的批准,因而这一协定并不是一个关于划定边界的条约，也没有承认锡克或者英国对拉达克的征服，而且当时一位英国官员奉印度总督的指示研究这个协议时，他竭力否认这个协议有什么法律效力。他指出“西藏方面的签字者是奉命消灭入侵西藏的多格达人，而不是同他们签订协议”，而且这项协议双方政府否没有批准，无论是锡克国的那头狮子还是道光皇帝，甚至在这个官员提出报告之前，英国当时的印度总督哈定勋爵就单方面取消了这个协议中据他看来有损英国利益的章节，而这一行动等于是废除了整个协议。
　　1843年英国征服信德后，即把侵略矛头指向锡克国。第一次战争（1845～1846）：战前，英印总督向锡克国边境集结兵力4万人。锡克军约6万人，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下层官兵与将领之间矛盾尖锐，封建政府甚至企图通过战争削弱和消灭难以驾驭的军队。1845年12月13日，英军攻击萨特莱杰河南岸锡克军，战争爆发。18日，双方在穆德吉展开大规模交战，英军损失惨重。但被英国人收买的锡克军统帅L.辛格（看见了吧，辛格家简直都一个样）却下令撤退，结果遭英军反击而失败。21～22日，英军向菲罗兹沙阿发起进攻，遭锡克军炮火杀伤。交战中，锡克军司令T.辛格（又一个混蛋）擅离战场，军队陷入混乱，退至萨特莱杰河北岸，伤亡约8000人；英军伤亡2400余人。1846年1月，锡克军渡河再战。2月10日，双方在索布拉翁进行决战，T.辛格和L.辛格临阵脱逃，并下令拆毁浮桥。锡克军背水作战，伤亡惨重。英军强渡萨特莱杰河，于20日攻占锡克国首都拉合尔。3月，锡克国被迫签订《拉合尔条约》（又叫《阿姆利则条约》），割地赔款，裁减军队。很明显最高指挥官变节是锡克军在此次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根据强权政治的逻辑，处于扩张期的帝国，总是要向外扩张他们的边疆，直到遇到强大的邻国的抵抗、或是天险的阻挡、或是向前推进的动力消耗竭尽了，才会停顿下来。当英国在印度的西部方向推进到兴都库什山脉和喀喇昆仑的交接处后，俄国也从北方朝着同一地点前进，这两个狗屁国家腆着脸把野蛮的征服称为是“文明人要压服文明边界上的未开化的一种天然冲动”（费雷则.铁勒），所以“有必要在边远的人群中设立据点，并且显示武力使他们臣服”（俄国戈尔恰科夫亲王）。这一对王八蛋都预计要出现一条英国和俄国历史上第一条边界线了。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中的命脉，所以英国定下一条始终一贯的基本目标，就是，叫俄国熊离印度越远越好，由此出现了两个派别，一个是前进派，主张英国要向前推进，知道跟俄国碰上，这样可以在尽可能远的地方挡住俄国人的威胁；另一派是温和派，他们认为应该由第三国把他们两个混蛋隔开，在他们看来，在他们来到这里近两千年前就对这批土地拥有巨大形象力的中国无疑是最好选择，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在跟西方打交道的时候发现，边界条约往往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领土的利刃。当英国占领锡克以后，温和派在外交中得势，所以并无意占领锡克，而是扶植了一个锡奸（不能说是汉奸，他是锡克人中的多格达族的）前面曾经提到的查谟山邦的总督古拉伯.辛格（锡克人拥戴他当了查谟的统治者，他却忠诚为英国人效劳，真是够下流，够无耻），作为印度北部边境的守卫者，制造了查谟－克什米尔邦，古拉伯.辛格当了大君，这个地方是三大宗教的交集，西北是是伊斯兰教（占主要的部分），南部是印度教，而被古拉伯.辛格占领的拉达克是佛教，把一个印度教的统治者（辛格）强加于穆斯林和佛教徒头上，这就是英国人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争端买下的种子。
　　我说过古拉伯.辛格是一个志大才疏卑鄙无耻的人，这一点英国人的想法跟我暗合，他们怕中国对古拉伯.辛格的入侵归咎于英国的调唆，而采取对英国不利的行动，很是担心这个白痴“怀着掠夺和复仇欲望”再此进攻西藏，因为他打又打不赢，败了的话，英国人好不容易在锡克建立的秩序会又陷入混乱，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俄国人还在上头盯着呢。所以在阿姆利则条约中规定克什米尔的外交权由英国掌握,古拉伯•辛格在没有得到英国允许之前,不得随意变更它与西藏的边界,拉达克与西藏的边界由英国组织划界委员会划定。这是英国要求与中国清政府划定拉达克与西藏边界的起因。1846年8月,英印总督哈定通过英国香港总督德庇时向清朝两广总督香英致函,要求划定拉达克与西藏的边界，英印政府将同样内容的信件交给西藏噶大克噶本,转呈驻藏大臣琦善。我说过，中国对帝国主义要求划定边界是有很大戒心的同时,当时正是鸦片战争之后,香英复函称:克什米尔与西藏,“既有相沿界址可循,自应各守旧疆,无庸再行勘定”，同时以为英国除五口之外,又要在西藏设口通商,因而复函又称:“是五口之外,断不容增添别口。”琦善则以早与森巴(藏语,指多格达人)有协议为由加以拒绝。1847年8月和1848年1月,香英先后两次收到德庇时转来的哈定来文,声称英国已派委员到克什米尔边界勘察,请中国委员前往。但关于英国何时派何人前往勘察,来文并未说明。在此形势下,清政府命令驻藏大臣穆腾额和四川总督琦善,“商派委员,前往查访。如该夷实有夷目来至后藏,即跟同确查加治弥耳向与西藏通商旧界,详慎办理”。驻藏大臣穆腾额即派噶伦诺依金彭到噶大克,到处查访,却未见英国划界人员踪影。而英国学者力奥.罗斯在狡辩时说，当英国的边界事务官员到达西藏边境的时候，看不到中国官员在那里等候他们，而且还遇到西藏人的敌视行动（都闯到老子家里来了不敌视你才怪，而且藏族同胞淳朴善良，肯定这帮垃圾干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但是参加划界的汤姆逊博士的报告戳穿了他的狡辩，其实,英国根本就没打算等清政府的答复和所派划界代表前来,在1846－1847年两次进行划界单独组织两届划界委员会,还产生了“1846－1847年英边界委员会线”，这条线是在没有清政府划界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产生的,未得到清政府的认可,是英国单方面划的,自然是非法和无效的。其实英国的本意就不是要划出同中国的边界线，而是要划出一条约束古拉伯•辛格的线而已，这条线英国单方面就可以做到，所以就根本不在乎中国是否有代表参加了。他们得到的指示是“要记住我们所要的不是多一块或者少一块贫瘠或者甚至是富饶的土地，而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界限”。这些官员经过两年的工作划了一条从班公错（在西藏最西面的一个大湖，那里驻守着中国海拔最高的一支海军）稍微偏北的地方到司普提河（象泉河在什普奇山口附近的一个支流）的界线，而对班公错向北到喀喇昆仑山口一段，汤姆逊博士认为，它“应该是被看作是未知的地区，因此无法确定”，那个地方渺无人烟，既然划界的目的是约束古拉伯•辛格，那么他也不会对这片土地干兴趣，所以是否划条线在那里的意义就不大了，而这个地方就是阿克赛钦。
　　锡克人不满英国殖民压迫，在S.辛格（辛格家总算出了个带把的了）领导下于1848年起义，并得到阿富汗的支持。英军出兵镇压，围攻木尔坦。1849年1月，英军进攻吉利扬瓦拉，在丛林中遭锡克军伏击，伤亡2300余人。同月，英军攻占木尔坦后，向北增调援军，于2月21日以猛烈炮火给驻守古杰拉特的锡克军以毁灭性打击。3月，英军将阿富汗军队逐出白沙瓦。锡克军投降，旁遮普被并入英印领地。至此，英国完成对整个印度次大陆的征服。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杨昌浚
　　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
　　 ——曾国藩
　　古拉伯•辛格受到克什米尔人民的反对，虽然在他的主子英国帮助下保住的克什米尔大君的位置，估计虽然脸皮很厚但还是羞愧无比，没几天就挂了。在英国的扶植下，他的儿子当上了克什米尔的大君，再也没有了对西藏的土地抱有幻想的勇气，清朝此时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正把火烧到东南的半壁江山，清朝无力处理拉达克被侵占的问题，而英国要在中亚地区全面防堵俄国威胁在印度北部边区,在战略上的基本前提或假想是,俄国人将不可避免地越过帕米尔、天山等地进入中国新疆,并藉此南下印度洋。从这一假想出发,英国也希望中国的新疆南部变成英俄间的缓冲地带。所以，大家得以相安无事了十几年。
　　当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的战败，和太平天国和清朝长期的战争，是大清帝国的国力显著下降。而俄国南下野心则没有一天忘记，不断的对中亚和新疆的少数民族进行渗透和颠覆。肉商的养子阿古柏，通过出卖自己的屁眼和妹妹当上了出任了中亚的浩罕汗国（今天的乌孜别克斯坦以及哈萨克斯坦部分地区）和阿克麦吉特的伯克（阿古柏的全名为穆罕默德•雅霍甫，伯克为突厥语中的官名，此时他被称“雅霍甫伯克”。“阿古柏”其实是“雅霍甫伯克”的不确切译音，这只是汉文史料长期以来一直这样记载，约定俗成罢了）。在此后的几年里，由于沙俄的军事侵扰，加以内部的权力纷争，浩罕汗国的政局日益动荡；使已经开始在军、政二界崭露头角的阿古柏，面临着被倾轧鲸吞的危险。为了寻求新的出路，阿古柏的注意力，被帕米尔以东的喀什噶尔所吸引——那里可能正是他施展野心的用武之地，这个混蛋比起古拉伯•辛格来说更无能，更无耻，更没屁眼，他小时候因为长的好看，长期在街头男扮女的跳舞－当地人称为“巴特恰”，后来被看街的小官员作为礼物送给了同性恋爱好者－浩罕汗国国王的侍卫官，此人在王位的争夺中丧命后，阿古柏又将屁眼卖给了塔什干总督纳尔•穆罕默德•库什伯克。这位伯克大人不仅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阿古柏又把自己异父同母妹妹洗干净奉上。阿古柏于是一跃而为伯克的副官，后来又当上了五百人长的官儿。跻身军界后，他参与了镇压哈萨克牧民的起义，以诡计多端、凶狠残忍而闻名，很得妹夫的青睐，终于出任了浩罕阿克麦吉特(即今中亚纳罗夫斯基要塞)的伯克。在此后的若干年里，由于沙俄的军事入侵，加以内部的权力纷争，浩罕汗国的政局日益动荡，使已经开始在军、政二界崭露头角的阿古柏，面临着被倾轧鲸吞的危险。阿古柏作为一个军人，不想着如何抵抗俄国的入侵，平定国家混乱形势，反而将目光盯向了我们的新疆。而俄国人当然愿意这样的垃圾去搅乱新疆的形势，在武器和金钱上大力支持，此人得到了俄国的支持还不知足，一脸贱相的又对英国摇尾乞怜，英国早就对俄国人通过新疆向中国的贸易流口水了，而且对俄国人对浩罕汗国的入侵很不满意，这么一个送上门的天生贱种当然不能让俄国独吞，同意阿古柏作为英国的一个属国，而此时阿古柏连新疆一寸地盘都还没有呢。

此时的新疆由于清朝的衰弱而乱成一团，各地土匪，教派，军阀纷纷自划地盘，互相攻击。当时清朝在南疆（以天山为界，新疆分为北疆与南疆）最大的官是住喀什噶尔办事大臣奎英与汉城守备何步云，喀什噶尔当时分回城（今天的喀什）和汉城（今天的疏勒）。奎英和何步云都住在汉城，我的老乡刀郎有首歌叫做《喀什噶尔的胡杨》，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这个地方差点当了一个外国的首都。当时，喀什噶尔伽一个叫金老三的回族土豪，带上自己的两个儿子，跟一个绰号马秃子的回族阿訇，密谋造反，自己手里又没有兵，就跑到阿克陶，鼓动那里被清朝任命的柏克司迪克举兵起事，并许诺夺下喀什噶尔后，拥立司迪克为王。司迪克一听傻呵呵的就开始招兵买马，弄的谁都知道他要造反，奎英和何步云听说以后，两人一合计，最近可是乱民越来越多了，库车，乌什，阿克苏可是全丢了，喀什噶尔回城的伯克库吐鲁克的弟弟阿克苏的伯克沙依提不是从那逃过来的吗？（那个时候好多“柏克”啊，呵呵）俗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干脆全杀了吧。两人就在喀什噶尔一带开始屠杀了，结果反而激起了更多的反抗，1864年7月26日，叶尔羌城百姓暴动，占领城池。29日，英吉沙的清军中营把总王得春起事。30日，喀什噶尔白山派头目托乎提•马木提又乘乱占领了喀什噶尔回城，库吐鲁克与其弟沙依提伯克带人逃往了汉城。司迪克与金老三、马秃子的部队也集合好了向喀什噶尔杀过来，奎英让库吐鲁克率领本部人马出去交战，结果打败，不知去向。司迪克又包围了回城，托乎提•马木提把全城的人都召集起来守城，结果是越弄越遭，使守城人员鱼龙混杂，反而让司迪克收买回城的商人打开的城门（商人果然只认钱），司迪克占领了回城以后立即自封为“帕夏”（就是王），金老三和马秃子一个是宰相一个元帅。
　　当时喀什噶尔伊斯兰教最主要的教派就是白山派，当然也有个黑山派拉，白山派带白帽主张默诵真主赞颂词。黑山派带黑帽则主张朗诵赞颂词（就这点差别至于互掐几百年的吗，到像足了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的宫廷斗争，大端派和小端派，吃鸡蛋先从大端还是小端剥皮），看看人家政见不同直接扣帽子就行了。白山派的开山祖师叫阿帕克霍加，据说是穆罕默德的子孙，曾经开创了喀什噶尔的“霍加政权”，他的曾孙就是新疆历史上赫赫威名的大小和卓，其实“霍加”与“和卓”是一个意思，只是汉语翻译不同而已，叫习惯了而已，这个阿帕克霍加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啊，可以说新疆四百年的风雨都跟他和他家族有关系，有时间一定要写写他。如果我们去喀什，一定要到阿帕克霍加墓去看看，那里埋葬着阿帕克霍加及其家族5代72人。据说香妃也埋在那里，故当地汉族群众又称之为“香妃墓”，伊斯兰教的墓是砖砌，一个墓可以放很多人，比较符合经济学原理，估计跟伊斯兰教的商人多有关系，北京的阳坊是个回族的聚集区，我在那里待了不到两年，在村里就可以看到砖砌回族人的墓，顺便说一句香妃也是阿帕克霍加的后人，但并不是埋在那里的，而是葬于河北省遵化县清东陵。
　　阿古柏早就盯上这里，喀什噶尔内乱给了他实施计划的机会。8月间司迪克占领喀什噶尔后才十几天，他派出的大批浩罕汗国间谍就以商人身份，秘密潜入喀什噶尔回城，收买了当地24名伯克和阿訇，联名写信要求浩罕汗国出兵，袭取喀什噶尔、驱逐司迪克。司迪克在统治了喀什噶尔回城半年以后，因为他杀了白山派头目托乎提•马木提，惹恼了当地信教群众，所以感觉统治越来越困难。这个猪头脑袋一向不灵光，这些间谍告诉他现在白山派对他恨之入骨，只有让“阿帕克霍加的后人”来当王，他退入背后才能保住他的利益，他竟然昏头昏脑就答应，向派金老三出使浩罕汗国。这位“阿帕克霍加的后人”叫布素鲁克，这哥们这时候连下顿饭都没有着落，是阿古柏早就看好的人物，为人鸡肠狗肚毫无主见，绝对是当傀儡的一流人选，一听人家要请他去当王，当然什么都答应了，而浩罕汗国的国王本来就焦头烂额，当然也希望新疆越乱越好，阿古柏一撺掇，就同意了布素鲁克去当喀什噶尔的“帕夏”，同时要求他一切听从阿古柏安排。1865年春，布素鲁克由阿古柏督队、金相印陪同，一行数十人走上了返回喀什噶尔的道路。

要说阿古柏这个人的阴险程度觉得是一流人才，其实任何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那个不是三头六臂，“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但是很多人的谋划比较大气，用南怀谨先生的话来说那是“阳谋”，但是阿古柏让人感觉全是“阴谋”。到了喀什噶尔以后，司迪克看见多了一个外国人当然不高兴起来，再没心眼也生出戒心了，阿古柏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不断调唆布素鲁克和司迪克的关系，而司迪克和金老三他们一合计也开始发现阿古柏的古怪来，通过调查终于搞清了阿古柏，布素鲁克还有浩罕国的关系，马上决定驱逐阿古柏，但是想到他一个手下都没有，并没有太当回事，此时阿古柏早做好准备，他借用布素鲁克在信教群众中的影响力反而一举驱逐了司迪克（可见阿帕克霍加的影响力有多大，他可是死了几百年的人了）。可是他并没有杀司迪克，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逃回老家的司迪克组织了六七千本族的战士，立刻反攻喀什噶尔回城。大兵压境，阿古柏反而撒手不管了，布素鲁克只要自己领兵出战，这个白痴能打赢才怪了，被打了回来，从此牢牢的帮在了阿古柏裤腰带上。阿古柏早就暗布棋子探知了司迪克的指挥部所在，亲领一百多骑兵，奇袭司迪克，杀得他逃回了阿克陶。阿古柏得势不让人，迅速组织起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兵分二路：一支南下英吉沙，于4月11日攻陷该城，清朝领队大臣托克托布等战死；另一路进兵维依塔克山区，欲置司迪克于死地；司迪克不幸再度战败，被迫逃亡中亚塔什干一带，后来不知所终。4月中旬，阿古柏宣布在喀什噶尔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哲德沙尔”即“七城”之意，指天山以南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7座大城。当时。除喀什噶尔回城与英吉沙外，包括喀什噶尔汉城(今疏勒县)及其他5城，还根本不在阿古柏手中，此人野心和胃口之大可以想见。他让布素鲁克当政权傀儡，自己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长达13年的一场旨在分裂中国、割据一方的反动闹剧，就此正式开幕了。有说法把这场动乱称为反叛其实是不对的，此人出生在乌孜别克斯坦塔什干城所属一个名叫匹斯坎特的小镇，民族倒现在也是个迷，有说是乌孜别克族的，也有说是塔吉克族的，反正不是维吾尔族人，老妈也是个人尽可夫的主， 名义上的爹是伊斯麦持•乌拉，是一名专为病人诵经的宗教职业者，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刚出生不久老妈就改嫁了跟那个卖肉跑了，所以只能说是入侵，不是反叛。阿古柏此时可以名正言顺接受英，俄的支持了。1869阿古柏就派亲信伊赫拉尔汗(又名米尔扎•沙迪)赴印度，英国驻印度总督亲自接见，还赠其大批枪支弹药和修造军械的设备，又允许他自觅工匠带往喀什噶尔，为阿古柏建立军火工厂。沙俄当然也不甘落后，1870年初就赶快派出使者到喀什噶尔，劝诱阿古柏向沙俄投诚。到1872年5月，阿古柏就在喀什噶尔与沙俄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的所谓《俄阿条约》.

1874年，英国痛悔迟了一步，也抓紧派人去喀什噶尔，签订了同样性质的所谓《英阿条约》，在此期间。1873年，英国使团到喀什噶尔，向阿古柏送交了维多和亚女王的亲笔信与各种赠品，其中包括各种枪支和二门小炮；而沙俄则更“大方”，派出索莫夫与莫罗佐夫兄弟的两支商队，自吐尔尕特山口运送大批军火到喀什噶尔，交阿古柏军队使用。英、俄两国的这种“竞赛”，到1875年到了高潮，英国人一次就从印度给阿古柏运去连发枪2.2万支，山炮8门，炮弹2000发。此外，阿古帕曾派外甥阿吉托拉(亦名赛义德•阿古柏)亲去彼得堡面见沙皇道谢，在1873年返回时又到了土耳其，阿古柏承认土尔其奥斯曼帝国为宗主国，土耳其国王则册封阿古柏为“艾米尔”(伊斯兰教政权首领)，妄图使阿古柏的伪政权在伊斯兰世界合法化。

年后，阿古柏就从土耳其一次购得新式步枪1．2万支，火炮8门。1876年，俄国派遣以库罗帕特金大尉（后来这人出了本书《喀什噶尔》，商务1982出的，很有意思）为首的俄国使团，到喀什噶尔与阿古柏会晤，要求阿古柏出让边境国土，并指望取代浩罕汗国控制边境贸易，阿古柏出卖别人的土地一点不心疼，马上就答应了。浩罕汗国本土被俄国灭了以后，阿古柏丢开那个“阿帕克霍加的后人”自己喀什噶尔在成立了一个浩罕汗国。1871年，得了武器和支持以后，阿古柏凭借手中的军队和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相继攻占了乌鲁木齐、古牧地、木垒、玛纳斯、鄯善等地，大有要把全新疆一口鲸吞之势。此时，只有少数清军退据塔城、乌苏一线艰难固守，与内地完全失去了联系。
来新疆人有个口号“见到安集延人就杀”（安集延是浩罕国的一个贸易城市，算是浩罕人的代称），喊了几十年，一直到建国前“东9突” 在喀什噶尔建国，新疆人还喊这个口号呢，所以说 “东9突”根本不是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搞自治，而是中亚的外族阴谋入侵，从阿古柏开始就带着浓厚的外国干涉的印记。

英国看到浩罕大有取代新疆时候，马上放弃要把中国作为英俄缓冲国的机会，转向阿古柏。而英国梦寐以求的通往中国的新商路也指日可待了，要开辟印度通向新疆的商路，必经之道就是阿克赛钦。此时可有可无的无人区变的至关重要了。1865年，印度一个测量局的小官约翰逊奉命考察由克什米尔通往新疆和田的道路途中就经过了阿克赛钦。回来以后在一张通过“勘察”绘制出地图上,把阿克赛钦、羌臣摩河谷以及喀喇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偷偷划入英印克什米尔版图。这代表着英国外交前进派再次上台，而约翰逊在回来后不久就升任克什米尔驻拉达克的专员。1868年，这条线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英国出版的地图集上。此后英国人主要同俄国进行对阿古柏政权的争夺，如果阿古柏成了英女王的重视走狗，那个这条线倒也无所谓，所以在1773年，伦敦的印度事务部为外交部准备的一份地图显示的，边界走向是沿着喀喇昆仑山东麓，自喀喇昆仑山口到羌臣摩河的线，一位英国人称此线“从地理和政治角度上来看，可以明确规定克什米尔大君北部的疆域”，还有一位英国哥们说：“克什米尔大君和我一样对（喀喇昆仑山口以北）的赛图拉不拥有任何权利”。但是随着俄国势力在阿古柏的政权中占上峰，英国有种说法开始盛行，喀喇昆仑山脉“将会成为古老的英吉利和神圣的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条边界”。所以这种不安使此时前进派的势力大涨，就在同一年，前进派战略家极力要求把边界从喀喇昆仑山推进到昆仑山，从而囊括阿克赛钦地区，（阿古柏的南疆是昆仑山），否则就会落入俄国之手。其实在英国人避免同俄国发生接触的时候，“沙皇军队的军人们也在担心英国越过高达近两万英尺的帕米尔高原，向他们发动进攻。”－劳伦斯。好像英国谚语“如果你听医生的话，那就什么都不卫生；如果你听牧师的话，那就什么都有罪；如果你听军人的话，那就那里都不安全了。”英国当时流传这样的一种理论，“印度像一座要塞，两边大海最为壕沟，其他的地方高山围绕。有时在那些并非不可逾越而又易于突破的城墙外面，延伸着一条宽窄不等的斜坡。我们不想占领这个斜坡，但是也不能坐视敌人占领这个斜坡。”－印度总督寇松勋爵。1880年当英国想要占领阿富汗那边的斜坡时，引起两次遭到伦敦抱怨战争（记得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华生医生吗，一握手就知道他从阿富汗回来），英国使用了大量的兵力金钱却使本来希望稳定友好的国家分崩离析了。当英国和俄国的前进派都发现自己如果要争夺双方共有“斜坡“时，一定会爆发战争，而这又是双方都不希望的，陷入这种“安全困境”英俄的温和派再次上台，他们坐下来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1891年英国侵占了原为中国属国、地处新疆与印度交通咽喉地带的坎巨堤。1893年英国代表杜兰与阿富汗划定了印度与阿富汗的边界——杜兰线,使阿富汗成为英俄间的缓冲区，这条线把原本属于阿富汗的许多部落划到英度，那里骠悍善战的巴丹部落在英国统治期间一直没有停止给他们找麻烦，直到今天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交接处，巴基斯坦仍然对那里的部落无能为力，据说本.拉登同志就隐藏在那里的某个部落里，又是一个英国造的孽。
　　此时清朝结束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出了很多中心名臣猛将，出现一种中兴之像，历史上叫“同光中兴”，其实不过使死前的回光返照罢了。但是一些英雄们在维护国家领土上的丰功伟绩，真是值得我们后人，或者说后来的军人铭记。

      当时清朝内部有塞防派和海防派之争，其真正的实质是湘军系为首认为首先应该发展陆军和淮军系首先发展海军对国防经费的争端，李鸿章等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公宗棠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其实谁都知道，两头都重要，但是两次鸦片战争打击让慈禧认为，海军更重要，比较北京里海多近啊，边界多远，割个几十万平方公里算什么。海防派的胜利并没有浇灭以左公为首的湘军爱国将领的热情，时为陕甘总督的左公，毅然决定自筹饷银收复新疆，不用朝廷的一两银子，清政府采纳其意，授钦差大臣，组建西征军。道光29年（1849年）发配新疆的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路过湖南，派人约左公一见。两人年纪相差27岁，却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两人畅谈治国方略，通宵达旦。林则徐将在发配新疆期间的材料、战守计划以及沙俄在中国边疆的政治、军事动态，悉数托付左公。临行前，林公有言：“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他日西定新疆，非君莫属。”1876年，西征军誓师出关，抵肃州。左公不顾65岁高龄抬棺入疆随军出征，以示不收复新疆决不生还的决心，主将如此，全军将士无不愿效死力。左公为各军制定了“缓进急战、先南后北”的战略。1876年8月，湘军名将刘锦棠率西征军一举收复北疆重镇乌鲁木齐，平定新疆北路。1877年，克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分裂头目阿古柏战败自杀。年底，收复喀什（现名）、和田。1878年1月，西征军全部收复南疆，取得了西征大捷，脱离祖国十余年的新疆再度回到祖国怀抱。同时，左公条陈新疆建省方案，并请与俄国交涉收复伊犁，1881年初，中俄《伊犁条约》签定，清朝自南京条约到灭亡签订的唯一一个平等的条约。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即将继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此人任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兵马大元帅，负责千里筹粮，对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打下了基层）应在肃州大营的左公之约，越陇西行，见道旁行行柳树，不胜感慨，即景赋诗，“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为左公在西征新疆的路上“命自泾州以西至玉关，夹道种柳，连续数千里，绿如帏幄”的功勋做了最形象的总结。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左公从关外进京，见路旁榆柳成林，不胜欣慰，他在奏稿中写道：“路旁所栽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城兰州，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连续不断”。据左公所记，西征路上仅从陕西长武起至甘肃会宁止种活的树即有264000多棵。1884年6月，左公奉召入京，再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击溃福建水师，奉命督办福建军务（此时杨昌浚任福建总督，又当了左公的后勤部长）。11月抵福州后，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1885年 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左公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最终，他还是死在了任上，虽然他从为官的第一天起，就没想过自己的尸骨可以留在自己的家乡。不知道，他死之时，安葬他的，是不是那口他身后士兵抬着的、陪他西征数千里的木棺。
　　左公千古！
　　 在1895年最新版的地球仪上俯看，在俄国和英国在帕米尔高原的版图中间，被阿富汗的一条狭长的走廊隔开。而今天这条走廊横躺在塔吉克斯坦和克什米尔的中间，名叫瓦罕走廊的狭长地带，是英国和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强奸别国领土的产物，英国人认为阿富汗人应该对他们感恩，是英国给予他们这块从来不曾属于后者的领土。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不饮盗泉之水，不食嗟来之食，这种道理是粗俗的英国人永远不能明白的，自命不凡的绅士风度在古老高尚的中国人看来永远不会超出暴发户的水平。
　　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佩服左公收复新疆在时机上拿捏得非常之准。英国当时并不对新疆感兴趣，跨过喀喇昆仑山、天山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冒着和俄国人直接对抗的风险去统治一片广袤而陌生的土地，这显然是不明智的。甚至在中国在新疆的势力衰弱而俄国伸入新疆之前，英国人连统治克什米尔的想法都没有（当时印度总督哈定勋爵认为谁企图并吞克什米尔谁就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封官进爵”）。英国竭力在创造一个缓冲的势力隔开俄国对印度和印度洋的野心，而俄国自从彼得一世开始就对对南下获得海洋的边界，有着巨大而难以克制的欲望无论在地中海还是印度洋或者太平洋。当阿古柏逐渐沦为俄国的附庸国后，被人耍了的英国就迫切希望中国重新回到这片土地，在左公收复新疆时，充分借用的英国的影响来抵消俄国对阿古柏的支持，在《伊犁条约》签订时也兵不血刃的收复了伊犁。这种对国际关系的洞察力要远远高于李鸿章，李中堂那点聊以自慰的外交能力除了获得外国那近乎嘲笑的“赞扬”以外（对这个带给他们无数利益的人，列强当然不会吝啬他们的赞美，庚子年为什么一定要李鸿章来谈判，因为大清帝国没有一个比他更软弱的人，就连在鸦片战争中表现不佳的琦善在牵涉中国领土和利益的时候也是寸土必争，看看他死的时候，列强一个个如丧考妣的样就知道了，那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带给中国就是不败而败的耻辱和一笔又一笔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得赔款了。而更可悲得是今天一些中国人竟然还在为这个白痴翻案，如果每个人都能了解我们的历史，何愁这些垃圾不无地自容。
　　忘记意味着背叛，不了解同样是一种背叛。
　　出卖自己国家利益是为不忠；守制期间接受官职是为不孝；不顾聂士成在平壤苦战，北洋水师拒不出援是为不仁；借捻军事件对自己的老师曾国藩下黑手是为不义。
　　狗贼李鸿章！

      当中国重新收复新疆之后，在北方积极的抵御俄国人的入侵，采纳左宗棠、刘锦棠等的建议,于1884年在新疆改设行省，同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英国和俄国都在觊觎的南边边疆。1890年英国上尉荣赫鹏（Younghusband）受命到帕米尔地区，查明中国主张的领土边界，并鼓励他们把势力扩展到那里去。当地的中国官员告诉他。中国的边界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以及印度河与塔里木盆地之间的分水岭（这就是说阿克塞钦在我国的领土范围内）。1892年为了表明这个主张，在喀喇昆仑山口树立一块界碑。而英国当时对这个行为也是赞成的，一位英国官员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们表示赞成中国把喀喇昆仑山后面的无人地区（既阿克塞钦）占领起来”。1896年中国官员对英国驻喀什噶尔代表马继业提交的一本地图提出了抗议，这张地图的走向就是按照约翰逊的画法表示的边界，马继业向他驻印度的上级报告此事时，提出了一种折中的观点，“大概（阿克塞钦）一部分属于中国，一部分属于英国。”同年英国情报部门所提出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马继业的看法，并表示赞同。
　　但是此后的清朝在内忧外困中继续衰落，英国人发现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无力担负起缓冲国的责任，俄国的南下似乎不可避免，1897年元旦这一天，伦敦的陆军少将约翰•阿尔达，著名的前进派人物，当时的英国参谋总部的军事情报处长，向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提交一份建议。
　　阿尔达的建议中说：中国过于软弱，“无法担负起充当俄国和印度北部边疆之间的缓冲”… “（俄国）则积极向印度推进起边界”，俄国终将并吞中国的新疆至少是其东部地区，然后就会“极力将其边界尽可能的向南推进”。英国政府已经习惯于把喀喇昆仑山作为印度在东北方的边界，“一般看来，喀喇昆仑山形成一条可以接受的防御性的边界”，但是，“喀喇昆仑山的自然条件，它的广度、高度、交通极难，以及人口稀少等因素，使我们对它的实际分水岭进行警戒成为不可能。如果我们要充分地维护边疆安全，并收集敌人地情报，就必需要在它北面的斜坡（其实就是指阿可赛钦）和，沿着那些与山脉平行的河谷（指叶尔羌－今天的莎车，还有喀拉喀什河上游的地区）自由巡逻。”最后的结论是：英国应该“严密防止我们的敌人占领这些与山脉平行的河谷并进而准备对山口进行突然攻击。”为次目的英国应该建立一条可以使英国拥有在其附加的地图上划出了这样的一条边界线，它不是沿着喀喇昆仑山的分水岭，而是沿喀喇昆仑山以北的一系列山脉（包括昆仑山）的山峰，根据阿尔达建议的沿着昆仑山脉的边界，阿克赛钦以及叶尔羌河喀拉喀什河上游的地区都划入了印度境内。虽然他的这个建议当时并没有被采纳，但是在英国关于边疆政策不断的争吵中却一直产生这影响。 
     灯心草同志说我写的不明白，主要是这时的关系太过复杂，我表达能力也不行，而且这段历史也让我沉痛地忘记了调侃。这里看官们估计已经忘记约翰逊这个人了。在此总结一下在中印西端主要的三条英国人划的线。
　　1、约翰逊线。在英国看来,“1846~1847年慕边界委员会线”,只是确定了司圣提河到班公湖之间印度与中国的边界,而从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之间的边界尚需划定。为此,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于1865年潜入南疆地区,通过“勘察”绘制出地图,把阿克赛钦、羌臣摩河谷以及喀喇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偷偷划入英印克什米尔版图。“约翰逊线”,代表了前进派的主张。由于此后英国全力培植阿古柏政权,约翰逊的主张被搁置,但“约翰逊线”却出现在1868年的英国地图上。
　　2、约翰•阿尔达线。1891年英国侵占了原为中国属国、地处新疆与印度交通咽喉地带的坎巨堤。1893年英国代表杜兰与阿富汗划定了印度与阿富汗的边界一一杜兰线,企图使阿富汗成为英俄间的缓冲区。1895年英俄背着中国政府私分了中国的帕米尔,解决了英俄在帕米尔问题上的争执(南下印度的战略通道瓦罕走廊由阿富汗控制)。英国认为,帕米尔问题解决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划定从帕米尔到藏北高原之间克什米尔与中国的边界,只有这样,印度西北的局势才能基本稳定。围绕这一问题,英国政府内部争论激烈。时任英国参谋总部军事情报处处长、前进派代表约翰•阿尔达,鉴于中国甲午之战新败,国力衰徽,于1897年向英国政府建议,中国已无法充当英俄间的缓冲,为防御俄国向印度推进,应以昆仑山为界,将阿克赛钦以及叶尔羌和喀拉喀什河系的上游地区都划入印度。“约翰•阿尔达线”与“约翰逊线”相近似。
　　3、马继业－窦讷乐线（后面会提到）。英国驻喀什噶尔代表马继业,否定阿克赛钦全部是中国领土,提出阿克赛钦一部分属于中国,一部分属于印度,并将此意见报告了英印政府。英国采纳了马继业的方案,并于1899年3月由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划界建议。根据这条边界线,沿着拉宗山脉将阿克赛钦大部和整个喀拉喀什河源划给中国,将林济塘洼地、整个羌臣摩河谷及奇普恰普河划归印度。但清政府未予理睬和承认。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英国的边疆政策：一是制造缓冲势力或缓冲区,二是寻求印度对外边界的划定。应当指出的是,英国不仅把沙俄看成是印度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有时也把日益屡弱的清王朝看作是一个威胁,特别是在清政府采取某些加强边疆的措施时更是如此，这是英国制定边境政策的又一个考虑。此时我们可以发现，凭借外国的干预来维护自己的边界是多么不可靠，就如同我们国内一些人把统一台湾的希望放在同美国的友好上一样的可笑，只有自己的强大，边疆才有保障。此处对那些垃圾又是一驳。 
      阿尔达的意见在伦敦还是受到重视的，毕竟他是情报处长嘛，但是印度的英国总督诶尔金对阿尔达这种不切实际的观点不屑一顾。对阿尔达这种坐在办公室，趴在地图上就随意决定边境的做法，他反驳道“我们看不出把边境推到大山的另一边在战略上有什么好处，因为越过高山入侵印度的事情是不致于发生的。”“既然中国认为阿克赛钦是他的，那么试图推进阿尔达所提出来的边界，就必然会冒着时英国同中国的关系紧张起来的危险。阿尔达希望阻止俄国人向前推进，而上述尝试恰恰会使俄国人加速向前推进。”这是显而意见的，驻守印度的军官们也认为“目前以这道大山为界的边疆大概是世界上最难进入的地区。在山的另一边的地区是人烟稀少，崎岖不毛之地。如果我们先前推进，就会使我们同我们的前沿哨所之间，出现一条军事交通史上最困难的地带。这样做会不适当地延伸和削弱我们的军事阵地，…从来没有任何侵略者从这个方向侵入印度，因为自然界在那里设置了极其艰险的障碍。”英国在自己的全盛时期在边疆问题是多么胆怯，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他们衰落的先兆，比起我们中国历史上大帝国的大气与恢弘，英国真像一个小气的守财奴。
　　虽然埃尔金拒绝了阿尔达的建议，但是仍然希望对俄国的推进有条明确的界限，他要英国直接同北京接触以解决中国和克什米尔的边界。当然英国一定先要自己内部统一出来一种边界来，第二年（1898）伦敦经过争吵终于同意了一条折中的方案——马继业－窦讷乐线，并在1899年3月14日通过英国驻北京公使窦讷乐（Claude－McDonald）——一个著名的老王八蛋——向清政府提出了划界的要求。
　　这条线一方面反映了英国热衷于越过喀喇昆仑山脉建立边界的战略考虑；另一面也承认一个实际可行的建议应当顾及中国的利益。这就好像抢劫了人家，拔了人家的衣服，还给人剩条内裤一样，英国和西方人的人道和廉耻重来就超不出内裤的概念。
　　此时在中国当政的李鸿章已经发现自己如果再割地，满朝的官员非杀了他不可，太后的脸上也不好看了，一般情况下他都是赔银子了事，但是这次英国人又不要钱，李大人的智慧又不允许他想出什么万全之策，干脆不理，来个一拖到底，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感谢李大人这次没有自作聪明，否则我的文章就到此为止了。
　　虽然继埃尔金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极力主张，既然中国没有拒绝，那么就应该告诉中国人，英国打算就把这条线当边界了。但是英国也并没有将这个主张照会中国。此时，英国的边疆政策又开始随着俄国的压力大小，和中国的软弱程度而摇摆不定了。
　　进入二十世纪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以及之后的庚子赔款已经将清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此时的清政府根本就顾及不到远方的疆土了。1904年，前进派的著名代表当时的印度外事秘书路易斯。戴恩狂热的提出要将印度边界扩展到昆仑山从而并吞西藏。但是俄国人不会允许英国这样做的，1907年，英国与俄国签署了一项双方保证都不进入西藏的协议。由于英国在阿克赛钦的目标是不使俄国人进入，那么使阿克赛钦属于西藏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这一直使英国人努力的目标。
     文说到英国对俄国的政策使英国一心要把阿克赛钦放到西藏，但千万不要以为英国安什么好心，我说过要靠外国人来保卫自己边疆简直就是白痴才会干的事，这是无数自以为是的人失败经验的获得的。英国这么做最根本的想法是把西藏一起吃掉，而且一直就这么做的。
　　1876年英国并吞了西藏的藩属哲孟雄（锡金）和布鲁克巴（不丹），此年为十三世“达赖”降生之年，每次“达赖”转世，西藏或有兵祸，或有外教入侵，焉知不是佛祖降罪。1887年西藏联合政府在隆吐边境设卡，英国蛮横阻止，藏军与印度兵大战一场，失败。清廷屡次旨谕驻藏大臣文硕，要求藏人撤卡，这又是狗贼李鸿章和那老婊子干的好事。文硕上奏说，隆吐确实是藏地，卡没什么可扯的。老婊子说你他妈想不想干了，文硕说大爷的，老子就是不干了，隆吐也是西藏的地盘，清廷撤了文硕的官，换上升泰，李鸿章竟然对升泰说，你去看看隆吐到底是不是西藏的地方，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啊，暗示要升泰上奏说那不是西藏的地盘，升泰去了西藏，回报说，隆吐在哲孟雄（锡金）的地界里不假，但是哲孟雄和布鲁克巴历来都是西藏的藩属，现在虽然被英国占了，但是那里的部长（土王）每年都会亲自来拉萨进贡，两部有什么争端也是请驻藏大臣和达赖派人去处理，所以还是咱们的地盘（其实就是英国人的文档也承认这两部虽然名义上归英国，可实际上还是听命于拉萨）。李狗贼和老婊子竟然置之不理，藏人听说文硕被罢了官，知道老婊子是不想管他们了，就决定自力更生跟英国人干，老婊子命令升泰阻止，泰升心想你们他妈的买国，要老子背黑锅，想都别想，老子半个兵都没有拿什么阻止，于是嘴上说不许，暗地支持。藏人听了泰升的话更加愤怒，在帕克哩集合队伍，向天发誓曰：“凡我藏众男女，誓不与英人共天地。有渝此誓，众共殛之！”（好汉子！好兄弟！可惜现在有些藏人忘记了当年的誓言，忘记了宗喀巴大师教谕，成为基督教的走狗，我为之一哭）。印度殖民军进攻热勒巴拉山，手持藏刀的藏族兄弟与印度血战，伤亡数百，阿萨姆来复枪营既后来的阿萨姆步兵联队号称印度最能打的部队，其实是垃圾，只能欺负手持兵器的部落兄弟，62年被我154团和155团将杀得溃不成军，击溃其参战的第二、三、五、九、十一营，全歼第五营，俘虏营长拉顿。辛格中校（又是个辛格家的）以下970余人，算是给藏族兄弟报了仇。印军胜利后，冬天临近，印度政府害怕在高原的冬天作战会吃亏，提出缓兵之计，照会清朝驻英大使刘瑞芳要求议和，藏人说如果英国人占据我哲孟雄，则誓不两立，拒绝议和，第二年春天印军继续进攻，八月击溃藏军，占领哲孟雄，抓了哲孟雄部长又继续攻入西藏境内的仁进冈，泰升知道正面的对抗藏人要吃大亏，所以派官员萧占先去阻止印军，萧占先也是半个兵没有，全靠嘴忽悠，他先跑到仁进冈立了个牌子，写上汉字“中国领土”，等到印军到来，忽悠阿三说，看看上面写着什么？不认识？告诉你们这是中国领土，我们本来不想和你们打仗，是藏族人要和你们打，现在我们太后已经责备他们了，你们就回去吧，阿三们还真信了，要求赶快议和，就退兵了。升泰知道萧占先那也是赶鸭子上架，骗不了几天，但是藏人打败之后仍然嚷嚷着要报仇，有两个藏族的头人说要议和的，直接就给扔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升泰好说歹说才终于给压下去，但仍然要求索回哲孟雄和布鲁克巴全境。等到天气开始变冷，升泰知道阿三肯定顶不住，这个时候谈判最有利，藏人也有聚集了数万兵力，升泰让他们先不要妄动，自己跑到边境去谈判，英国人又是割地赔款的要求，你们不同意我们就打到拉萨去，藏人听说后当然不干了，万余藏军进驻仁进冈，升泰叫他们先别动，然后跟英国人说，哲孟雄历来都是我们看的场子，凭什么给你，藏人也没到印度去打仗，赔什么钱。你们要谈判就先撤兵，要想打就跟藏人打去，老子还不管了。这个时候哲孟雄部长的弟弟也赶过来了，说你们英国人也太他妈不是东西了，分老子家的地不让我们家人来，半道上差点被几个阿三打死。英国当时并没有力量打到拉萨，而且马上就是冬天了，不打都得冻死在这，何况藏军集结得越来越多，除了开始那一万多，又多了三大寺得僧兵。所以英国既不撤也不进，开始跟升泰打口水仗。哲孟雄部长得老娘也来了，说：我们当年租界给英国，说好了一万两千现大洋，他妈的一毛钱也没见着啊，抓了我儿子不说还想要我们的土地，门都没有，我们归大清。布鲁巴克（不丹）的老大此时也要派了一千七百军队过来，借口护卫升泰，升泰心想哲孟雄的事还没了，你这时候来不是没眼色吗，再说这点部队我也不缺，就又让他们回去了。正当升泰在边境苦心孤诣努力维护边疆的时候，英国向在北京的李鸿章施加压力，李鸿章对升泰说，英国已经占领了哲孟雄，不可能吐出来了，你只要保住西藏就是功劳。升泰当时心凉了半截，英国人伪造哲孟雄部长的书信想骗他老娘把他两个儿子交出来，老娘坚决不干，牵着两个小孙子到升泰营里痛哭（与琉球国王子在李鸿章府前苦跪数月，痛哭而归何曾相似啊，丢弃不仅是土地，而是数百年经营的民心啊）。升泰知道朝廷已经无人做主，自己也无可奈何了。1890年终于签订条约承认哲孟雄（锡金）是英国的属国。在1904-1905年，英人借通商要挟，自哲孟雄（今锡金）进兵，在江孜击溃藏军，进入拉萨，签订“中英新定藏印条约”。，开始十三世“达赖”一直以为俄国也信喇嘛（白痴），所以跟俄国人走得很近，这可是英国人最忌讳的事，英国人当时虽然知道，但也没什么办法，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英国就立刻进军西藏了，此时驻藏大臣有泰跟达赖说，打是打不过，只有我去先把他们忽悠住，然后在想办法。这个白痴达赖竟然不让他去，说老衲自有妙计，找箭头寺的喇嘛诵经诅咒英兵快点死（白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兵临城下之时，立刻屁滚尿流，把印信交给噶勒丹寺的噶卜伦活佛，自己马上逃到青海去了，一点高僧的样子都没有。有泰知道他的妙计就是这个差点没背过气去，气得要求清朝革出达赖的名号。自五世达赖圆寂之后，在历次外敌入侵的事件中，班禅一直比达赖显得有骨气，沿袭宗喀巴大师的人只有班禅大师了，六世“达赖”横死就已经显出佛祖对“达赖”僭越的震怒，桑结一人之乱至我佛座下高僧后继无人，岂不悲呼，我佛弟子无数，只我一人高呼，悲痛之极已。现在在印度那个老秃驴是个什么东西。

     时在四川总督锡良麾下建昌道赵尔丰清楚的认识到这种形势，向他老板提示英国“阴谋百出，居心叵测，西藏情势岌岌可危”，此人也是清末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老哥赵尔巽就是清史稿的编撰者之一，并向清廷要求改革藏区的行政区划，改土归流，巴塘的泰宁寺喇嘛叛乱，赵尔丰与四川提督马维骐带兵杀入西康，全境肃清，以武力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不听的全砍了。1907年正月，创立学务、农垦、水利、桥梁、采镰、医药等部门，设立里化、定乡、巴安等县，1908年7月，设立康安道，改打箭炉为康定府，设河口县，里化?F同知，稻成县、贡噶岭县丞，巴安府、三霸?F通判，定乡县、盐井县，同时他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并招募川军三营，训练新军，伺机重返西藏。他在向清廷奏折中说：“移川督於巴塘，而於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就是要西藏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以武力控制，建立形同内陆的行政机构，这是很高明建议。近代著名学者李思纯说：“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皆因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
　　1908年，跑到青海的“达赖”被当地的清军护送的到西宁，此时陕甘总督升允就发现这个家伙不是个玩意，上奏说，“达赖性情贪啬，久驻思归，应否准其回藏？”得旨：“俟藏务大定，再行回藏。”升允就把他送到了五台山，又上北京朝觐，一切安顺治朝五世达赖的规格接待（这玩意也配？），本来要再次受封的，由于光绪和老婊子相继挂了，所以也没封成，借口水土不服要回西藏，此时清朝更没个主心骨了，升允只好原路给他送回西宁，一路漠漠唧唧的慢走，第二年才回到拉萨，凡事他走过的地方，当地土司都开始纠集藏民闹事，驻藏大臣联豫鉴于达赖有附英异动，奏请朝廷调川军入藏，联豫的目的也是打算把西藏完全改土归流。赵尔丰率这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作战悍勇的川军开始越过金沙江向查木多（今昌都）和类乌齐进攻。朝廷命钟颖一个年方22岁的帝戚）率四川新军两个标（旅）进藏，1910年（宣统元年）初，钟颖军与赵尔丰军会师于查木多（钟颖军自北线即今四川甘孜州德格进兵；赵尔丰军自南线即今四川甘孜州巴塘赵行辕驻地进兵），然后两军迅速推进到工部（今林芝专区首府八一镇附近）一线。对整个工部和波密地区（昌都、林芝地区）进行改土。消灭了这一地区长期威胁丹达岭以西的后藏安全的波密王白马青翁独立政权。消灭白马青翁军，并将白马青翁擒拿处死。这一地区（今西藏东部）先后建立起了查木多、江达（工部）、等十多个县，赵同时向南派兵，进入查隅地区，建立了查隅县（查隅在今西藏自治区最东南，临中印边境东段之东，与印占瓦弄相邻）。“达赖”一听说川军来了立刻跑到印度去了，清朝下令格去了他达赖喇嘛的名号。当时很多西藏的边远地区，如白马岗地区（即今墨脱县）和门隅--洛隅--下查隅地区（现属印度，即今印占中印东段边境以南的约十万平方公里地区）的头人都派人来要建郡县。赵也积极组军备战，随时抗击英国的武装入侵。特别说一点赵尔丰在西藏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强迫藏族学生学汉语说汉话，要求藏人家族都采用汉姓。至今康区有不少姓汉姓的藏人，多是那时传下来的。他在改变风俗方面，细到要求藏人改变以吐舌头表示尊敬的习惯，规定男女青年在藏袍里面还要穿裤子，甚至因为他认为藏人的天葬风俗不好，也要求改变。同时积极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在“改土归流”过程中，将一些环境好的山谷地区，交与迁居过来的川民。但因为幸亥革命爆发而停止，使刚启动的由四川向藏区的移民计划中止，所以移民量不大，否则察隅等藏南地区将迁移大量内地实边汉人，“号称西藏的江南”的藏南国土也不会落入印度手中。就是今天，我们对西藏的政策大部分也是抄的赵尔丰的。更难得是赵尔丰是一位为官清廉的好官，他训导地方官，“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在路途发现一家百姓无隔夜之粮，而地方官不知，即以严惩。 
     我们多说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其实并不竟然，甚至大部分的官员都是很有能力的。这让我想起郭靖的两句话，“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我南朝地广人多，崇尚气节。俊彦之士，所在多有，自古以来，从不屈膝异族。蒙古纵然一时疆界逞快，日后定被逐回漠北，那时元气大伤，悔之不及”。金庸小说唯此二句最男人。是啊，我中华何曾缺了好男儿，文硕丢官抗命，占先只身迎敌，升泰百般斡旋，尔丰率军平藏，心中未必忠于那个狗贼和老婊子，胸中的热血也是为中华百姓而洒。王国维先生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陈寅恪先生说此非“殉清朝”而是“殉文化”，我对王先生是极佩服的，但是认为如此之死就落了下乘，比不上郭大侠了，他日鲜卑人若能殉于百姓，才是真正不负此头啊。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内部军阀混战，在中亚和西藏的影响力下降到最低点，各地少数民族贵族在列强的怂恿下纷纷自立。北洋政府忙于争权夺利，根本就顾不过来，喀尔喀蒙古的分裂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英国此时的边疆政策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俄国对新疆的并吞似乎已经迫在眉睫，印度总督竭力向伦敦建议阿尔达的计划，将阿克赛钦放在印度的边界内，而不是西藏，但是由于摄于赵尔丰的武力，伦敦最终没有同意，仍然坚持1899年的边境提议。在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丑名卓著的麦克马洪线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上，阿克赛钦仍然分成两部分，大部归于西藏。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我家乡一位英雄，风流将军尹昌衡，他是四川成都彭县人，现在属于成都的彭州区，尹将军一生诗酒风流，潇洒倜傥，身边一位红颜知己良玉楼更是美若天仙，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泡妞报国两不误，绝对是有我蜀人特色标杆人物。1897年，年仅13岁的尹将军就读与成都尊经书院（后来的四川大学），18岁投笔从戎，进入四川武备学堂习武，两年后毕业，以优良成绩被选赴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深造，跟与当时的同学，后来叱咤风云的各地诸侯蔡锷、李烈钧、刘存厚、李书成、阎锡山、唐继尧等人都是拜把子的兄弟，25岁的尹昌衡毕业回国，在广西巡抚张鸣岐手下任广西陆军小学堂监督，他最著名的一个学生就是中华民国的代总统李宗仁。1910年回到四川，成都人怎么离得开成都嘛，在四川总督赵尔巽手下当军事编辑局总办，很快又任督练处会办，此时的他还是四川著名会党“袍哥”的成员（千万不要以为袍哥是黑社会，其实它上至四川省主席下至脚夫苦力包括乡绅，军阀，土匪，文人、商人、学者等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是一种民间自我保护的松散团体，但它的影响相当大，今天四川人称呼陌生男子为“师兄”，就是袍哥的遗产，北方多称“师傅”，是义和团的遗产）。1911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朝急调赵尔巽的老弟－手握重兵的赵尔丰入川镇压川人。尹昌衡对赵尔丰说，很多四川人在川汉铁路中都拥有股份，不能硬来，赵尔丰一向强势惯了，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对尹吕衡产生怀疑，将其软禁起来，继续使用在西藏的办法，不听话就砍了，镇压保路代表。但是他手下的川籍军人因家中大都是铁路租股者都暗中加以反对。不久，四川陆军小学堂外籍总办被学生驱走，赵尔丰迫于形势；只好临时任命尹昌衡为四川陆军小学总办，尹趁机结聚一批武装力量，同年冬立宪派取胜，赵尔丰迫于内外形势，宣布退位，但仍带兵留住成都城。由此四川宣布独立，立宪首领蒲殿俊出任都督、原清军第十七镇统治官朱庆澜出任副都督，尹昌衡出任军政部长、罗纶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没几天，因为工资问题，部分川军叛乱抢劫成都市，成都乱成一团。尹昌衡跑到北郊凤凰山兵营（哈哈，坚哥他们家），同第六十五标统周骏等四名军官密商后，当即带兵进城下乱，罗纶也率四乡保路同志军人城维持治安，仅用三天时间即平息叛乱，安定成都秩序。旋派川南同盟会杨肇锡、川籍军官彭光烈与巡防军十余名管带商定立即令士兵停止抢劫，重新商定军政府负责人选。经同盟会成都支部负责人董修武、立宪派重要人物及川籍军官彭光烈、孙兆鸾、宋学臬等人协力筹划，重新成立四川军政府，推选尹昌衡担任都督。

     这个两人都清末民初的英雄人物，但是命运让他们不能相容。赵尔丰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承认失败呢，他冷眼看着局势，成都的叛乱给了他机会，暗中调遣风山、傅高秋率在西藏云南的部队到四川来。尹昌衡得到这个消息，加上赵之前在四川杀戮太重，结怨太深（重庆军政府就扬言要派三路大军杀到成都来砍赵尔丰的脑袋），就决定干掉赵尔丰。他独身到赵尔丰家了，保证跟赵无论清朝民国都是哥们，请赵名义上交出军权，把赵从亲兵护卫的住所骗了出来，四个埋伏的士兵将赵逮捕，尹又拿出赵给他的手令接管了赵的部队。随后举行公审大会，砍了赵尔丰的脑袋，死前赵尔丰一直破口大骂，不过尹昌衡这手的确不怎么地道，对比重庆的做法，就能发现成都仔儿没有重庆仔儿耿直。
　　尹昌衡随即平定在四川所有清军，1912年四月二十七日成都四川军政府和重庆蜀军政府联合，尹昌衡出任联合军政府都督。
　　西征的钟颖没有跟赵尔丰回四川，而是替代联豫当了驻藏大臣，带着部队留在了西藏，由于要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部队都分散在藏区各地，这就给了“达赖”机会。同年六月，此时“达赖”已经成为英国的一条狗，他从印度跑回来，在康藏地区掀起“亲英反汉”浪潮，僧兵数万之众攻击拉萨川军钟颖所部、围攻昌都，乍丫、江卡、乡城、稻城，河口等地同遭猛烈攻击，进而理塘失陷，情势十分危急。尹昌衡甚为气愤，拟订“征藏计划”，自愿率领一镇(师)精兵西征，以壮国威利边民。六月十四日得北京北洋政府覆电获准，命尹昌衡为西征总司令帅兵进剿．尹令朱森林一团为前锋，亲率大部队火速进发。“达赖”叛军惊闻连 “赵屠户” （赵尔丰绰号） 都敢砍了的尹昌衡都督挥师征剿，又传闻都督领兵十余万人，尽皆惶惶然溃逃一半，加上尹昌衡指挥有方，历尽艰险，仅用三月多时间即击溃叛军，收复失地，安抚僧民，以解康边之危。又在?z城设置镇抚府，下辖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四司，改各设治局为县，以掌管全边。并分设边东观察使和边西观察使，督办政务。尹昌衡改任川边经略使后，一年多来尚新设嘉黎府，组建硕督、太昭(江达)、恩达三县。北京民国政府批定川边为特区，共领三十二县。 
     尹昌衡本来想领兵继续西征，全部平定西藏，但是袁世凯迫于英俄两方压力，而且尹将军西征大得人心，于他不利，多次电令停止征讨，1913年底，袁世凯以议决川边诸事为由召尹昌衡至北京，一块来的还有蔡锷，老袁对这哥俩软禁起来，封官许愿，想笼络利用。尹昌衡与蔡锷本来就是铁哥们，两人一合计，发现这老东西跟老婊子是一路货色，有篡夺成果、图谋窃国之野心，当然不想跟他干，合计着逃跑，回老家起兵反袁。袁家老三袁克文为了帮老爹笼络尹、蔡，常常陪他俩到北京八大胡同逛窑子。袁克文这小子被称为“民初四大公子”，师从许地山，也是个诗酒风流的人物，本质并不坏，曾劝过他老爹“莫上高楼最上层”——不要当皇帝。当时北京两大名妓金祥班的小凤仙（19岁）和云吉班的良玉楼（原名殷文鸾，17岁），而且也是亲如姐妹，而尹昌衡30岁，蔡锷32岁，正好哥俩一个人一个泡了，成担挑了。在北京城的风月场中，做红名妓很不简单，不仅要资质绝佳，还要识翰墨，通音律，在上流社会中交际应酬，懂礼节，善谈吐，风雅宜人。良玉楼与小凤仙的可贵之处在于两人都不是见钱眼开的人，因而她们能在风尘中觅知己，慧眼识英雄！
　　与良玉楼结交后，在给她“梳拢”（就是开苞）的那天晚上，尹昌衡送给良玉楼一串珍珠项链，并即兴赠她一首诗：
　　秋月春花无限情，酒阑书剑任纵横。
　　自知此意甘颓倒，且看今朝值圣明！
　　不是东山能济世，也因蕲国厌谈兵。
　　美人名士堪千古，何必干戈误一生！
　　聪明的良玉楼，早已看出这位英年的尹都督佯装带醉，壮志未酬。
　　袁世凯赏给蔡锷小公馆、新家具，还答应在京给他举行盛大纳妾喜筵，蔡锷领而受之，表面降袁，暗地里却在小公馆接见家乡来客，秘密指挥云南起义。而尹昌衡却表示不要小公馆、新家具，妓院的费用他给袁克文打欠条，答应还。他深知袁世凯非等闲之辈，要是与蔡锷同唱一样的戏，势必会引起袁世凯的疑心。他常在四川会馆出没，同家乡来客秘密策划反袁斗争。
　　蔡锷返回云南之后，袁世凯大怒，下令将小凤仙下北京监狱，追查蔡锷在京余党。老袁见尹昌衡不公开表态降袁，害怕他搞鬼捣蛋，便“亏空公款”罪把他关进陆军监狱（其实那时候尹在北京妓院里长期吃住，又不要老袁买单，都快让老板干出来，可见他根本没钱），软禁在一幢小洋房里。（这俩哥们也不统一行动，估计蔡锷是不仗义了）同时严密监视四川会馆与金祥班，逼问良玉楼尹昌衡的情况，追查他的在京同伙。
　　当时北京各大报刊都登载了“蔡锷回云南起义”、“尹昌衡在北京坐牢”的消息。
　　在狱中，尹昌衡宣布绝食，摆在他面前的好酒好饭，他也不喝不吃（北京饭有什么好吃的，要上川菜萨）。袁世凯只好派袁克文到八大胡同去请良玉楼劝他进食，出面解围。良玉楼入狱后，尹都督才肯喝酒吃饭，放弃绝食。陆军监狱破天荒地准许探监留宿，批准“囚犯”与“娼妓”牢内昼夜长谈。尹昌衡从良玉楼口里才知，小凤仙也被关进北京监狱，蔡锷在云南组织“反袁护国军”，熊克武在四川组织了“四川反袁护国军”。袁世凯则马上就要登基。不久后，在全中国人民的讨伐声中，刚刚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暴病而亡，黎元洪当上了大总统，将尹昌衡、良玉楼、小凤仙才特赦出狱，封尹昌衡为“盛威将军”，实际上仍被黎元洪软禁。此六年后，尹才得以回到四川成都。尹昌衡后来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因身体不好后来归隐成都。从此，良玉楼始终不渝地相伴尹昌衡。昌衡的《止园诗抄》有《赠良玉楼》七律四首，《寒宵欣慰太贞》及长诗《幽燕美人歌》，自注：“为姬人殷太贞作，太贞即前诗所谓良玉楼也。”
　　蔡锷与小凤仙风流虽盛，但却未结成白发夫妻。尹昌衡与良玉楼却不同于小凤仙与蔡锷，尹良二人终成夫妇。良玉楼与尹昌衡婚后被尊称为殷夫人，排行老二，后尹又聚一房，姓羊，此为三夫人（知道为什么身体不好了）。 1949年，尹昌衡为躲避国民党的“川西大决战”，携全家老小共九人离开成都到成都至西昌之间的“富林”镇羊仁安处避难，一路之上身为前四川军政府都督夫人的殷夫人甚是受人尊重。西昌解放后，尹昌衡不愿回到成都，一家人又随尹去了重庆。中共西南局了解到了尹昌衡一家的情况后，贺龙司令员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上强调：“尹昌衡对国家对民族是有贡献的。”邓小平也说：“尹昌衡我们要管”。
　　清末的小姐一个比一个仗义，切不说用和德国外交官瓦德西的肉体关系减轻了八国联军对北京的掠夺赛金花（赛金花真正老公是清末状元洪均，他的儿子（记不得名字了）是马尾船厂的总工程师，在中国科技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孙子洪君彦是中国著名的国家经济学家，章含之的老公，生下一个女儿洪晃，陈凯歌的前妻，著名的“名门痞女”。），就是小凤仙，良玉楼之辈也是让人神往不已，让一部分男人－周总理斥之“操守不如一个妓女”的叛变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之辈－羞都羞死了。
　　“青楼皆为义气妓，英雄尽是屠狗辈。”此话虽不全对（特别是后半句），但也可知我们中华数千年不倒的一些原因，。

      英国在西藏最根本的政策就是把俄国人挡在门外越远越好。但是在东西两段略有不同，在相对富庶的东段藏南地区，英国人更愿意把它直接纳入到自己势力范围，那里有着英国人生活必不可少的茶叶，当赵尔丰试图改土归流，在察隅收税，并下令修建一条道路通过藏南地区到达印度的阿萨姆邦时，伦敦的茶叶价格都开始涨了。而在西段，巍峨的喀喇昆仑山造就一块人类最难生存的地区，一片荒凉，英国并不想自己亲自管理。但是那里生活着高原最美丽的动物藏羚羊和野牦牛，在英国的“探险家”没有进入到这片圣地之前（这些王八蛋所到之出，不是造成生态灾难就是文化灭绝，可恨今天常常出现在电影里，扮演救世主的形象，可恨啊，其实即便在电影里什么怪兽啦，土族啦，只要是当地的，都是坏人，什么古墓啊，金字塔啊，遗迹啊，哪个最后不是炸个稀烂？哪个人又会心疼那是人类文化遗产了，这么强烈的暗示，观众们怎么都看不明白呢），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人类活动基本没有，这两种动物的数量很大，而到了英国人离开的时候这两种动物几乎绝迹。多少藏羚羊和野牦牛成伦敦贵妃肩头的披肩。今天当我们为《可可西里》而痛恨那些青海的 “老板”“枪手”，其实他们不过是为了吃口饭而已，最可恨是欧洲的羊毛经营商和上流社会的小姐太太们，他们才是个个脸上沾满血迹的真正凶手。很多人认为虽然殖民者抱着不良的目的剥削了殖民地的人民，但是客观上还是带给这些地区先进的文明，纯属放屁，用几代甚至数十代人苦难和上千年都难以恢复的生态破坏的代价换来的迟早会发展到的文明，猪都能想明白划不划的来，况且这文明未必就人们想要的。
　　当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陷入内战，对自己的边疆以无能为力，这种情况是英国在印度边疆的态度发生变化。英国人琢磨着俄国一定不会对放在自己嘴边的新疆住口，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一猜一个准，那么英国就一定要把西藏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要把印度疆界从喀喇昆仑上推进到昆仑山，阿尔达的前进方案又从故纸堆里翻了出来。从1911年起，印度总督哈定就处心积虑的在东北边疆推进，其目的要把藏南地区，这块自九十年前英国统治阿萨姆邦以来就承认是中国领土的一大块地区据为己有，而此前哈定并不是这样想的。这不是今天我说的重点，就不再哆嗦了。
　　1913年十月，英国借口尹将军的进攻，提出要调停中国与西藏的战争（操我们自己国家平叛要你调停，再说这叛乱还是英国勾起来的），召开西姆拉会议，并强迫中国政府参加，受1907年英俄条约的约束，英国不能直接同西藏政府签订条约，所以中国这个幌子还是要打一下的。
　　英国人的小算盘打的很精，本来是把中国控制下的西藏作为英俄之间的缓冲，现在中国政府的影响力下降，那么就应该把西藏作为英俄之间的缓冲，显然西藏地方政府很难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且1907年的英俄条约也限制的英国并吞西藏，所以第一要让 “西藏名义上仍可保留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邦的地位，但在实际上应使它处于绝对依赖印度政府的地位，而且还英国成立一个有效机构，以便把中国和俄国都排挤出去”（英国外交部1912年备忘录），第二，对于未划定边界的地区，尽量的把边界向前推一些就是必须要达到的目标了。
　　一方面英国通过驻华公使朱尔典，这老东西估计大家毕竟熟悉吧，向袁世凯施加压力，中国外交部提出干涉中国内政的五项条件： 1、英政府不允许中国干涉西藏内政；2、反对华官在藏擅夺行政权，并不承认中国视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3、英国不欲允准在西藏境内存留无限华兵；4、以上各节先行立约，英方将承认之益施之于民国； 5、暂时中藏经过印度之交通应视为断绝。
　　袁世凯一还需要英国对北洋政府的承认，二还要等着向英国借钱打内战，只好下令停止西征军对西藏的进军。虽然老袁也是被逼无奈，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就应该担负起他的责任，在这件事上他本可以做的更好的。
　　还是受英国的要挟，老袁只好派人参加了并不合法的西姆拉会议。在派出的人选上老袁还比较清醒，派出了前清的老外交张荫棠。他曾经于1906年由海上经印度查办藏事（英国人认为这是由于清朝已无法保障陆路的安全，并作为当时清朝以无力控制西藏的证据，完全是胡扯，后面几任驻藏大臣都走的是陆路，荫棠看出解决西藏问题关键在外不在内，要解决西藏问题必先考察印度），弹劾昏愦误国的驻藏大臣有泰及10余名满、汉、藏族贪官污吏，上奏治藏刍议十九条，后来被赵尔丰实行，于英国人力争修改《拉萨条约》，还曾经任出使美、墨、秘、古四国大臣，在墨西哥排华案中，力争墨西哥政府赔偿款项310万墨元。现在拉萨还有一种花，叫“张大人花”，就是西藏人民纪念这位好官的例证。
　　但是英国深知此人难对付，而百般阻难，老袁只好按照英国的意思又换成在英使馆工作的陈贻范，但又任命胡汉民做为拥有同等权利的代表，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而作罢，这他妈叫什么谈判，直接说了算得了，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这就是所谓的“绅士”，操。
　　这位陈代表用英国人的话说是“一位文雅的，又经验的外交家”，可是这关于国家领土的谈判，山鸡都知道，只要有关地盘的谈判一定要把刀带上。
　　老袁最后还是长了个心眼，暗中派出了心腹密探陆兴祺，中国驻加尔各答的领事和驻拉萨的长官（这两个身份英国人都不承认，操，这轮到他们承认了？）
　　用著名的国际政论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话说：“西姆拉会议本身就是一篇故事，其中外交手腕、强权政治和间谍活动都有过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表演。”其中恶心劲，我说三天也说不完。主要是想谋划我国的藏南地区，所以这里只说大概吧。
　　英国想把西藏分成内藏和外藏，学俄国分蒙古的做法，一点创意都没有，真要分的话，不如分成三份或者四份还合理一些，当然还有六份，八份，十三份的分发，就是两份没道理。这样做是想把西藏同蒙古一样，在外藏，中国将失去一切权利。而陆兴祺发现了这个阴谋，马上提醒陈，并向老袁汇报（陆的身份很奇特，之前他是一个印度的华商，突然间就成了驻藏办事长官，他在会议期间同中央的电报来往极多，态度是寸土不让，老袁基本是言听计从，英国人认为他是袁的密探），中国方面于是强烈抵制划分内外藏的主张，这一标定所谓“内藏”边界，大体是沿着现今新疆与西藏交界的昆仑山画出，向东北横穿青海省偏北部，从柴达木盆地东北边沿折向东南，一直画到康定，再向南转西，穿过云南西北部，沿喜马拉雅山脊画到达旺以北的不丹边境。而标定所谓“内藏”和“外藏”边界，则从现今新疆、青海、西藏三交界处起，向东大体沿昆仑山、巴颜喀喇山画出，又折转东南，从澜沧江和金沙江之间画到现今云南、四川、西藏三交界处，汇入红线。这表明：要将青海西南部的安多藏区以及康巴藏区的西部，划归噶厦直接管辖，而噶厦从未直接管辖过这些地区。
　　英国人就是想用这两块地方来换取西藏地方政府对条约中将藏南达旺地区划入印度的同意，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的事吗？
　　英国人同时破译了陆向中央发电的密码，这也是默认陆存在的原因，否则早把他赶回去了，1914年四月，英方的代表麦克马洪以承认中华民国为条件，迫使陈草签了协议和地图，但是在这份图中，阿可赛钦地区是划在西藏的边界内的。
　　草签是不具有法律效应的，同时中国政府随后就命令他不准签署正式协议，这也是由于陆的报告。
　　西藏的代表夏扎担心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大片领土割让会损害西藏在当地统治者的反对，不敢签，麦克马洪一方面诱骗十三世达赖（六世达赖的出生地在门隅，属于被划出去的地方，十四世达赖承认麦克马洪线岂不连祖宗都买了，恶心），说英国将支持西藏独立，赵尔丰之前的镇压也确实把这位胆小的活佛推向了对面，一方面继续以帮助西藏获得四川和青海土地的补偿作为诱饵，终于迫使夏扎在条约中签了字。
　　英藏之间有个密约，就是印度将边界从喜马拉雅山南麓推进到山顶的代价是，西藏获得四川西康（此时以设县）和青海的土地补偿，同时帮助西藏成立“大西藏国”。英国获得了藏南的土地，却根本没有想兑现陈诺，所以既然现在的四川还是四川，青海还是青海，西藏还是自治区，西藏人当然用不着承担西姆拉条约的内容，把藏南割出去，而事实上西藏人也是这么做的，到了四十年代拉萨还在收达旺的税呢。
　　同时麦克马洪线仅仅是规定了西藏的界限，没有规定中国同印度界限，而可笑的是这是次为了调停中国与西藏内战的而召开的会议，其目的是为了确定中国同西藏的边界，根本不干印度的事。何况这条约根本就没有签。就连麦克马洪本人都承认“事实上去年在西姆拉举行了谈判谈垮了”。而英藏之间的密约，英国人先是秘而不宣，后有公布于世，为此英国人简直恶心到极点。
　　1929年英国出版了《艾奇逊条约集》，这是关于条约最权威的记录。关于西姆拉会议讲到：
　　“1913年,英国、中国和西藏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会议,企图解决有关中藏边界事宜，起草了三方条约，并于1914年草签。然而中国政府不允许其全权代表进行正式签字。”
　　英属印度政府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由中央出版局于1938年重新出版了《艾奇逊条约集》 (把以前出版的收集起来销毁了，新版还标着1929年出版，我快吐了)。改成了：
　　“1913年,英国、中国和西藏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举行会议,企图谈判交涉关于西藏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关于三方政府的关系,以及西藏对中国和印度两方面的边界,以期取得协议。由于中国政府不予批准,这些边界还是流动的。另一条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边界,从阿萨姆起到缅甸边境,已经英王政府和西藏政府同意划定”
　　同时，英国在出版时指示：
　　“一、在公布的时候注意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不要公布1914年7月3日“印藏联合声明”（英藏密约）；
　　三、公布的形式可利用重新修订《艾奇逊条约集》”
　　这也是“绅士”干得事？毫无廉耻。
   英国在西姆拉的阴谋破灭以后，认识到任何一届中国政府，无论它多么的无能，也决不可能在割让土地的条约上签字，此时的中国外交家们在长期的被欺凌的过程中已经练熟了一套拖延战术，无论你怎么威逼利诱就是不签字，他们明白，不签字外国人不会吃了他们，签了的话中国人绝对会，因此就不再寄希望于法理上分裂西藏，而要趁中国积弱之时，造成西藏在事实上依附印度独立。
　　gavinchris说的对，当我们想要回这些地方的时候，发现当地人已经不在认同我们了。可还有一点，如果是法理对我们有利的情况，西方人就会说当地人的意愿是最重要的，人权高于主权嘛，要是当地人认同我们情况呢，那一定法律依据是最重要的，白纸黑字的写着呢，总不能赖帐吧，总之最终解释权归那些王八蛋所有。只有中国人坐庄的时候，才好说话。
　　根据英藏的密约，英国有帮助西藏独立的义务，还要帮助西藏获得四川和青海的土地作为“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补偿，但是英国人不想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中国政府不会同意，另一方面如果在中国掀起反英的浪潮，那贸易就要受到损失。所以英国以5000支淘汰了的步枪和几十万发子弹作为获取土地的酬谢，帮助噶厦（西藏的行政长官）加强军事力量，使藏军首次有了大批近代武器，对后面一条义务，英国人也没有打算自己来完成，它在江孜开办军校，为西藏训练军官，西藏还派员赴印度学习炮兵、机枪等技术。同时，噶厦组建了藏军总司令部，藏军部队由原来的四个团、3000人，陆续发展为十一个团、8000余人，使藏军实力大增，战术、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一举两得，算盘打的真精啊。
　　刚刚在西姆拉会议结束不到半年，也就是比新兵训练长点的时间，武装一新的藏军就迫不及待发动进攻，1914年冬，多麦基巧噶伦喇嘛强巴丹达率领藏军崔科代本的一个团，东进至工布江达。另一路藏军为穹让代本所率之团，东进至三十九族地区，以后，又有藏军部队陆续东进。1917年，川军砍了两藏军的人头，藏军乘机大进，占领昌都，与川军在雅砻江两岸对峙。藏军胜利后，英国驻华副领事台克曼马上以“调解”为名，行帮助藏军巩固已占地区之实，这种光动嘴不动手的活英国人是最爱干的。
　　英国的目的就是要事实上划出中国同西藏的边界来，实现西姆拉会议的未达成的阴谋。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派员赴拉萨，这次达赖喇嘛还算清醒，复函称：不肯悖逆施主，甚愿息兵。英国人又企图再次召开一次“三方”的会谈，这样造成川藏之间的战争是国与国的战争的假相，英方的抛出个十三条条约，其要点是：
　　1、川藏驻军地按现在各自占领地点，即巴塘、盐井、义敦、得荣、理塘、甘孜、新龙、炉霍、道孚、雅江、康定为川军驻地，类乌齐、恩达、昌都、同普、邓柯、德格、石渠为藏军驻地，川藏各部队均不得越过暂定界限。
　　2、立本约后，双方如再发生冲突，不可用武力解决，应速请英国领事调停。
　　3、本约为临时协定，他日当另开中英藏三方政府代表会议，缔结永久正约，但正约不得更改本约。
　　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派出的代表刘赞廷，看出英国的企图，拒绝签字，在那个年代，这些代表身处敌境，所能做的也仅仅的是拒绝签字罢了，而且拒绝的后果很可能是个人人身安全可危，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可算是英雄了。
　　陈遐龄看出英国人玩的把戏，暗中派人直接同前线的藏军将领谈判，另行签订了《边藏停战退兵条约》，这一临时性的停战退兵条约，排除了英人干预，指出是中国境内局部之事，但承认了藏军对各县的占领，使得当时西康的33个县中，川军仅占有17个县。同时约定停战一年，请达赖与中国大总统协商解决冲突，这就把英国人撇到了一边。
　　1919年5月，英国借口一年的停战期满，又要召开三方会议。此时，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人觉醒的一个标志，北洋政府此时哪敢派人参加（其实在之前的外交斗争中北洋政府的表现还算及格，老袁还是很招揽了一些人才的，把巴黎和会的失败全扣在北洋政府的头上，确实也不太公允，毕竟弱国无外交啊），北洋政府此时有个很正确的举动就是由甘肃派出由军事咨议李仲莲、军事参事朱绣率领的代表团进藏直接同达赖联系。绝大部分藏人都是仇英的，荣赫鹏造的血案，藏人还没有忘记呢，藏人的毒誓也没有过期。达赖也是被赵尔丰杀破了胆（赵屠户基本是功过参半吧），才亲英的。所以当中央政府派出代表一番安抚下，达赖也表现出爱国爱藏的一面，双方取得谅解，“朱绣等出藏回甘，濒行之际，达赖设筵俎饯。声言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使中央政府同西藏的关系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英人柏尔（英驻锡金长官）也承认“这是自1910年中国军队迫使达赖喇嘛流亡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件，也是英藏关系倒退的一个表现。”狼子野心可见一斑。
　　为了阻挠中央政府同西藏关系的发展，柏尔等人于1920年到达拉萨。他带来了20余驮军械，并允诺再借给西藏5000支快枪。柏尔说“西藏要维护她的独立”，“取决于增加和改进她的军队。” 并向达赖提出了对寺庙、贵族增税的办法。这但这一方案传到社会上以后，遭到广大藏胞的强烈反对。1921年春，三大寺参加传昭大法会的两万多喇嘛情绪激昂，提出惩处奸贼、赶走洋人。达赖正感紧张之际，柏尔献策说：你“拥有六千大军”，“比较容易使几个大寺庙安分守己。” 达赖喇嘛即调藏军弹压。哲蚌寺五千喇嘛准备下山，进攻拉萨，驱逐英人。达赖派藏军三千包围哲蚌寺，解除了喇嘛的武装。但藏胞反英的情绪未减，柏尔的住所门外常发现“速行离藏，免伤性命”的字条，使他十分恐惧。其后，达赖喇嘛向柏尔表示，“藏人仇视已深，若不速行，不能复任保护之责。” 柏尔遂被迫于当年10月离藏返印。这样，英国促使西藏扩军、增税的企图，未能全部实现。英国失败后，又通过亲英噶伦擦绒达桑占堆在西藏兴办警察，企图以此控制西藏人民的言行。1923年，经噶厦核准，拉萨成立了警察局。英国当即派锡金籍的孟加拉警卫长官索南莱登到拉萨，帮助训练警察并主持警察局工作。警察自恃特殊，盛气凌人，引起拉萨各界很大反感。藏胞两次结队去索南莱登的住处示威，并向达赖喇嘛跪请驱逐其出境。在藏胞的反对声中，索南莱登无可奈何地离藏返印，只剩下50名警察，由拉萨市长统辖，其中的警官先后被免职。英国在西藏一手搞起来的警察制度，很快就这样失败了。
     由于深感英国在西藏的野心，同时对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曾带给西藏的灾难（古格王国就是这样灭亡的）也深以为戒，达赖喇嘛开始渐渐的疏远英国和亲英的西藏官吏，开始改善同中央政府的关系。1923年底的擦绒事件，也是达赖喇嘛发现英国的渗入已经开始危急他的统治，从而进一步坚定他排斥英国的决心。
　　此时擦绒是藏军的总司令，是绝对的亲英派。西藏的制度很特殊，地方土司和寺庙都拥有大量的准军事力量，所以在军事上并不依附这个总司令的军队，同时擦绒看是手握军权，其实政治地位很低，在传统上并没有参加讨论西藏政务会议的资格。而英国人认为擦绒是可以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所以支持擦绒取代现任的噶厦，并利用军队控制达赖。
　　1923年，西藏召开政务会议，擦绒以此会议要讨论军饷事务，却没有军队代表参加为由，派人到会上闹事，要求推行英国的政治制度。在今天看来这种会议确实应该有军队代表参加，但是在政教合一的西藏，达赖和高层僧侣把持着会议，这种行为无疑是要动摇达赖的统治了。
　　达赖立刻意识到这是军事政变的前兆，果断的调集哲蚌、色拉两寺僧兵保护会场，擦绒也派兵围攻会场，双方形势一触即发，达赖最终凭着自己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控制了藏军，撤销了擦绒的职务，严惩了参与事变的亲英军官。
　　紧接着他先后停办了江孜的英人学校，明令禁止藏族官民穿西装，还拆掉亲英分子在罗布林卡为他修建的一座西式洋房。与此同时，他加强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于1924年派贡觉仲尼赴京接替雍和宫堪布罗桑策殿之职。这实际上是达赖喇嘛和噶厦的驻京代表。
　　赫连勃勃大王说应该讲讲九世班禅，由于他对西藏并没有整体的影响力，所以与阿克赛钦的关系并不大所以没有提到。不知各位看官是否注意到，我说过在历次外敌入侵的事件中，班禅一直比达赖显得有骨气，其实就是说的这位班禅，英军兵至日喀则，要求九世班禅赴印度。“班禅当即回称：我往印度不难，但须禀陈钦宪，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该英员即称，该国有信，不去不行，请细思之等语”。英军就以占日喀则和忆什伦布寺为由进行威胁。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10月12日离日喀则去印度。九世班禅到印度后见英皇太子时，英国人要班禅跪拜，“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仍行执手常礼。”
　　从达赖解决擦绒事件时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这位达赖的对于权利的把握是很有欲望的，从英国回来以后，达赖就一直想掌握班禅控制地区的行政，任命基宗（后藏长官）试图接手班禅坐镇的后藏的权利，这就严重侵犯了班禅的利益。此后这师徒俩的关系就不断恶化（十三世达赖是九世班禅的师傅），1923年，达赖未经审判把班禅派出几位僧官抓进监狱，估计也有擦绒的关系，危机时刻，达赖不得不防班禅一手。班禅又认为这是达赖要对他下手的前兆，但又不能跟达赖打一仗，只好在11月15日与贴身的15个侍从连夜出逃，翻越唐古拉山，半年以后到达兰州，受到北洋督军陆洪涛的热情欢迎，够惨的。从此就一直流浪了十四年，再也没有回到西藏。
　　九世班禅对抗战事业十分积极，做出了贡献。
　　班禅出逃一方面是达赖在西藏一统江山，另一方面他影响力在短时间内也是不可磨灭的，班禅依附中央政府，客观上也是西藏同中央政府的联系加强了。
　　此后的几年里，客观的讲，达赖一方面努力在撇出英国在西藏的势力，一方面在口头上亲近中国，此时中国内战轰轰烈烈，城头变换大王旗，北洋的老人们，东北的张大帅，还有蒋校长等等等等，到底谁最后能坐庄，达赖也看不清，所以也没有实质的行动，不过是今天你给封我个官，明天我给你上个表而已。
　　1927年，蒋校长定都南京，1928年东北易帜，民国政府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达赖知道此时到了应该摆正位置的时候，派人到南京晋见蒋介石，蒋介石也答复了达赖，在随后的几年里西藏同民国政府交往频频。达赖在会见国民党代表时表示：“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1930年8月，贡觉仲尼被正式任命为西藏常驻南京总代表。经国民政府同意，西藏在南京、北平、西康三处正式设立了办事处，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正式的经常联系。
　　27年到37年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中国再次显现出复兴的势头。此时大家猜猜英国怎么画阿可赛钦的地图？
　　中国的势力看起来又要重返西藏，可以承担起隔离俄国（应该说是苏联了）同英国的任务，但又不能侵害英国在藏南和印度的利益，所以在这段时期，印度政府有重新研究了西段边疆的画法，并决定中印的边界应该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而不是约翰逊－阿尔达远在其北面所画的那条线了。
　　达赖虽然排斥英国，但是从其行为看来，是个野心勃勃的领袖，对西姆拉会议上许以的土地念念不忘。1930年，四川甘孜的土司同大金寺发生争端。达赖看到四川军阀混战，有机可乘，随令藏军进攻川军，英国一看马上送军火给达赖，试图重新恢复在西藏的影响力。藏军小胜川军占领占领甘孜、新龙，达赖忘乎所以，又把手伸向青海，1932年，藏军进攻青海南部，青海的马步芳当然不会受这鸟气，而此时川西的刘文辉也腾出了手，马、刘两家的军队联手进入西康，将藏军打到了金沙江以西，藏军除了占领的土地全部吐出来以外，还丢了几块地盘。不得已，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出代表与刘文辉的代表，于1932年10月8日签订了《康藏岗拖停战协定》。由此，形成了西康省与西藏地方实际上以金沙江为界的局面。西藏和青海则拖到1933年6月15日，也签订了《青藏停战协定》。
　　与青海签约半年后，十三世达赖圆寂，这位达赖怎么说呢，他经历了中国近代的最风雨的日子，受了很多磨难，做了一些糊涂事，也做了很多好事，他被别人侵略过，也侵略过别人，在各方势力下周旋，真挺不容易的，大家评价评价吧。
　　依循清代以来历世达赖圆寂后，噶厦均需及时向朝廷禀报之定制，经过西藏僧民的推举，在转世灵童没找着到没坐床之前，由热振活佛代理达赖的职责，并任噶夏摄政王。热振立即电告驻京办事处：“达赖佛座于藏历亥月三十日（即国历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七时半圆寂，藏中事务暂由司伦及噶厦负责处理。希安心供职，并呈报中央。” 1月12日，国民政府下令派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主任黄慕松为入藏致祭达赖喇嘛的专使。热振按照迎接清朝驻藏大臣的规格，先派官员迎于墨竹工卡，继在拉萨东郊贡崩塘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五品以上官员身着礼服恭候，藏军列队奏乐、行军礼，拉萨市民几乎倾城出动，途为之塞。黄慕松与热振会谈，后者表示：“对外西藏为中国领土”，“西藏内外之大小权力暨法规等，无违害政教者，可以依从中国政府之谕”，“西藏与外国立约而洽商之重大事宜，则由汉藏共同办理”；但在其他问题上却有分歧，如不愿中央政府在藏驻军；要求迅速解决康藏地界问题，前提则是将金沙江东岸德格、瞻化等县交与藏方管理；提出“西藏内务应如现在自权自立”等。
　　客观的讲十三世达赖确实是有建立“大西藏国”的野心，但是并不希望他们建立的这个“国家”成为英国的附庸，对中国的认同也远远高于英国，我估计达赖还是想成为中国的附庸国，所以既想借助英国的力量又不愿走得太近。
　　达赖圆寂后，寻访他的灵童就成为主要工作，在热振活佛的主持下，1938年在青海省湟中寻得幼童拉木登珠，1939年迎到拉萨，取法名丹增嘉措，确认为转世灵童，1940年举行了坐床典礼。这就是当今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这位灵童出生在马步芳的地盘上，马哥信真主的，当然不会把这个孩子当回事，而认为是发财的好机会，随即向西藏勒索40万现大洋作为出省费，西藏没辙只要交钱了事（四十万换一达赖，不便宜啊），马哥这还不算，又向蒋介石要了十万，还是蒋校长仁义，二话不说就给了，还把西藏的四十万都给报销了。由此可见西藏当时同中央仍然是地方归属的关系。
　　十四世达赖的坐床仪式，热振也按照惯例请中央派人参加监督金瓶掣签仪式，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主席吴忠信代表中央参加仪式。热振活佛的代表、三位噶伦并七品以上僧俗官员70余人肃立恭候，藏军700名列队接受检阅，数千藏胞夹道欢迎，城内鸣礼炮27响，盛况空前。吴忠信下榻后，四位噶伦立即前往拜见。当晚，热振设宴为吴洗尘。当时，专程前往拉萨的英国代表古德根本没有受到对吴忠信这样的欢迎和接待。至于尼泊尔、不丹的代表则原来就驻拉萨，更不需专门接待。在古德等的恶意挑唆下，少数官员提出将吴忠信在大典上的座位设在热振对面，高低与司伦相同，并将英人的座位与吴排在一起，企图以此降低中央大员的权限和地位。对此，吴忠信坚持自己代表中央，主管蒙藏事务，至少应循清朝驻藏大臣之例，在达赖喇嘛的平行左方设面南之座。经过严正交涉，在热振的支持下，噶厦终于应允按吴忠信所提设座，而古德感觉很没有面子，则没有参加典礼。
　　1941年，当新疆的盛世才向苏联的时候，在苏联人员帮助曾经探索新疆到西藏的路线，沿途勘测阿克赛钦，大家再猜猜英国人怎么画地图？
　　呵呵，当然又变成了前进方案，将阿克赛钦划入了印度的领土，一直到印巴分治，这个地图又被阿三继承，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
　　热振表现出的亲华态度引起了英国警惕，偏偏这时候热振自己不太检点，出了桃色事件。
　　热振活佛是热振寺的活佛，热振寺据说的莲花生大师的转世阿底峡尊者（就是那位出场费高昂得需要国王抢钱的大师）的亲传弟子修的。每年藏历7月15日，人们都要到这里聚会，过帕邦塘廓节。因为这一天“密集空行母”（即明妃，指与活佛合修密宗双修功的女子）荼吉尼卡卓玛等10万天女将下凡到热振寺前面的草原上来给人们祝福。也许是这个原因，热振也跟一对以美貌闻名西藏上层社会的姐妹修了欢喜禅。
　　热振活佛以佛法著称，曾在拉萨传昭法会上力战群雄，被十三世“拉然巴格西”学位（藏传佛教格鲁派一等佛学博士），很受十三世达赖的看重。也因此被推举为小灵童的正经师，而为小灵童主持沙弥戒的正经师必须要有纯洁的身体。
　　1940年，在举行仪式的前期就传出了热振活佛同他弟弟图登坚赞的妻子次央及次央的姐姐朗杰泽珍（热振的宠臣、俗官觉札的妻子，以貌美而闻名拉萨上层，她与妹妹次央都出自贵族夏扎家族）都保持着性关系的传闻，看照片确实在藏女里面属于极品了。
　　而热振自己找人占卜的结果也是自己有三年厄运，如果继续执政，会给小灵童带来灾难。
　　这里我也不敢说有没有什么阴谋，不过这个局绝对是可以布置出来的。
　　热振为了不使自己的不洁带给西藏厄运，就决定自己暂时将权利交给小灵童的副经师达扎，由达扎代职三年，自己回寺里苦修三年。达扎是热振的经师之一，年逾古稀，出身一个小寺庙，从来不关心政治，热振认为这个人选值得信赖，热振身边的人劝他说，权利这东西交出去就难收回来了，而且达扎这人人模狗样，歹毒的很，不是个好东西。反而被热振一顿臭骂。有人撺掇热振说主持达赖的沙弥戒不能是代理正经师，热振索性把达扎的代理扶正，跟达扎立了个君子协定，三年后还权。
　　西藏后来有个民歌形容达扎扮猪吃老虎（应该是扮羊），很有意思。
　　行为刚愎的老山羊，
　　把自己的胡子贴在虎身上。
　　老虎不知羞耻，
　　突然吞食了这只山羊。
　　我有一只山羊朋友，
　　丧命于老虎的口中。
　　如果我将来再有朋友，
　　决不让老虎把他看中。
　　热振说他似一只山羊，
　　被关在一个大羊圈内。
　　达扎自称是只虎仔，
　　妆扮成山羊在行动。
　　达扎掌权以后一方面对热振表现很恭敬，一方面暗中借助英国的力量铲车热振的势力，而代价就是出卖西藏。
　　1942年，达扎在英国的支持下，擅自设立“外交局”，任命亲英分子扎萨索康·旺钦此登（嘎伦索康·旺钦格勒的父亲，是著名的亲英派分裂分子）为总管。紧接着达扎开始有计划的铲除五世热振在嘎厦政府中的支持者，他让亲英分子索康·旺钦格勒取代朗穷娃的嘎伦职务（索康为此向达扎摄政行贿藏银2万两坪，按时价折合银元20万），让自己的心腹降央·吉钦绕丹取代拥护五世热振活佛的色拉寺“杰”扎仓大喇嘛阿旺丹增的基巧堪布（总僧官）职务，让仇视五世热振活佛的亲英分子夏格巴·旺秋德丹（卸任嘎伦赤门·鲁布旺秋的侄子）取代哲玉娃任孜本。
　　当三年过去后，热振满怀信心的认为达扎会把权利交还给他，来到拉萨后，达扎马上翻脸不认人，拒绝交权，热振只好沮丧的回到热振寺。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在实力和声望上都达到了顶峰，热振他们寄希望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恢复往日的权力，五世热振活佛曾对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特工人员侯国柱表示，“只要中央支持我重新当政，一定为增进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做贡献”。并委托他的两位好友四川省甘孜藏区的国大代表直霍尔·普顿朗和拉嘎尔·普士多在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期间向中央输诚。如果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无论是藏军还是英国都是无力阻止的，而国民政府对达扎派代表参加所谓的“亚洲会议”这种公然的分裂活动相当不满，决定支持热振夺回大权。
　　此时却出了个炸弹事件，热振手下雍乃喇嘛等人不顾五世热振活佛劝说，决定冒险刺杀摄政达扎·阿旺松绕。此时国民政府已经决定派兵和提供军火支持热振，热振那么多年都熬过来了，难道还等不了这几天吗，可疑啊。
　　炸弹连个鸟都没有炸着，而给了达扎借口逮捕热振，搜出了大量不利于热振的“信件”，一部分是热振和他情人的信件，信中热振说他想和朗杰泽珍私奔，并且和妹妹次央有个孩子（据说现在还健在，在日喀则的一所学校当教师）。一部分是热振勾结蒋介石要轰炸拉萨（晕，蒋介石拿什么飞机来炸啊）。
　　这些证据被公布后，西藏的上层人士被蒙蔽了，对热振进行了公审，却无法定罪。热振活佛被子捕的消息传到色拉寺，色拉寺的僧人准备劫狱。于是噶厦调动了3000名地方兵与色拉寺六、七百武装僧人交战，对峙数日，色拉寺僧人终因弹尽及受炮击，色拉寺被攻陷，达扎随后派人将热振毒杀在狱中。此后，噶厦决定将热振寺属新辖地全部收为政府所有，热振的呼图克图名号也被宣布取消，凡与他有过关系的僧俗官员遭流放、监禁，或者撤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热振事件”。
　　唉，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自己品吧。
　　在英国人独占印度时期，英国人不过是按照自己战略布局，将俄国挡在山那边而自己意淫般的将阿克赛钦划进划出，而从来就没有在那里设置过行政机构或者哨所，如果按照阿三的说法，英国的旅行家曾经大量的到羌臣莫河谷去观光，按照国际法而享有一种因为多次活动而产生的实效性，而这种活动除了让那里的藏羚羊和野牦牛绝种之外就没干任何好事，想起来就火大，但是阿克赛钦是新疆到西藏的必经之路，重要的商路，现在那里的防务也属于新疆军区而不是西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在那里活动更多。阿三真是没皮没脸。
　　民国时期结束，反共的“七。八事件”和解放军进藏，我归入下面一章……

“皇帝”（Empror）和“国王”（King）两个词，在欧洲历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国王”从一开始就指世袭专制君主，而“皇帝”在拉丁文中最早是“将军”“军事统帅”的意思。因此，罗马帝国的君主可以自称“皇帝”，但绝不能自称“国王”——因为从理论上，罗马皇帝的权威来自人民和元老院，是元老院授权的首席元老、执政官、军事统帅、护民官和大祭司，并不是“世袭专制君主”。
　　　　
　　　　事实上，早期罗马帝国很少使用“皇帝”一词来称呼君主，而一般称之为“恺撒”或“奥古斯都”（到了哈德良时期，“恺撒”又被用来称呼皇帝的继承人），直到现在，德语、俄语中的“皇帝”和“恺撒”还是一个词根（“沙皇”就是“恺撒”的意思）。到了戴克里先执政之后，拉丁文的“皇帝”一词才普及起来，成为罗马君主比较常用的称呼。
　　　　
　　　　欧洲的第一个皇帝是罗马元老院“第一公民”屋大维（虽然当时“皇帝”的称呼并不普及），理论上讲，此后的欧洲各国的所有皇帝，继承的都是屋大维传下的罗马皇冠，否则就是不合法。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从屋大维开始的帝国皇冠，后来究竟传给了谁？有多少个家族、多少个帝国，曾经有幸拥有“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
　　　　
　　　　从屋大维到戴克里先，虽然帝国的中心向东转移，但罗马在名义上还是帝国的首都。戴克里先即位后，实行“四帝共治”，帝国的四个首都中根本不包括罗马，这标志着罗马帝国开始丧失向心力、丧失统一的政治基础。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狭义的罗马帝国），象征分裂的“双头鹰”从此成为帝国徽章。这样，欧洲就有了两个合法的皇帝系统。其中西罗马帝国很快于公元5世纪灭亡，皇冠无人继承；而东罗马的皇帝系统则一直维持下去，直到1453年被土耳其人灭亡。
　　　　
　　　　西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欧经历了一段“没有皇冠的”时代。虽然法兰克王国的势力非常强大，也诞生了克洛维、丕平这样的强大君主，但他们毕竟是“国王”，是继承蛮族法统的地方君主，不是继承罗马法统的“欧洲共主”。直到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在罗马大教堂接受了教皇的加冕，教皇宣布他为“罗马人皇帝”“奥古斯都”，这才结束了西欧300多年没有皇帝的历史。“罗马人皇帝”可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它意味着查理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罗马帝国的权利和义务都转移到了查理及其继承人的身上，早已灭亡的西罗马皇帝系统，现在由查理重新接续。
　　　　
　　　　但是查理的帝国很快分裂，皇帝头衔由查理的孙子、中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继承。中法兰克王国继续分裂，帝国皇冠落到了意大利北部的一群小王公手中，丧失了它的神圣性。直到公元11世纪，出身东法兰克（今天的德意志）贵族的奥托从罗马教皇手中再次接过了皇冠，宣布建立“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从此直到19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直是名义上的欧洲共主，一切其他国家君主都没有资格称帝，在名义上都必须服从神圣罗马帝国管辖。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土，包括今天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意大利北部和法国东部、荷兰、比利时等地区，但这个帝国是由许多封建领地构成的，很不稳定，皇帝根本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到了13世纪以后，皇帝不再世袭，而是由波希米亚（捷克）国王、科隆大主教、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边地侯等“七大选侯”选举产生。从16世纪开始，来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又逐渐把持了皇帝位置，“选举”成为走过场。由于东罗马帝国已经于1453年灭亡，因此欧洲只剩下一个合法的皇帝，那就是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东罗马帝国的灭亡，给了同为东正教的俄罗斯以可趁之机。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在东正教教士的强烈建议下，决定以“东罗马帝国继承人”的姿态出现，将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自称“沙皇”（恺撒），到了彼得大帝时期又改为“皇帝”（但一般习惯上仍称“沙皇”），这也是欧洲历史上诞生的第四个帝国（前三个分别是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俄罗斯帝国。俄罗斯帝国虽然在名字上与“罗马”没有什么关系，但历代沙皇都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并声称自己继承的是东罗马的东正教传统，因此从法统上来说，沙皇的皇冠仍然是来自罗马帝国。
　　　　
　　　　从以上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直到18世纪，“皇帝”这个称号都是与罗马帝国分不开的，只有罗马帝国精神的继承人，才有资格称为“皇帝”。18世纪欧洲最强大的君主是“太阳王”路易十四，但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自称“皇帝”，因为法国王位与罗马帝国并没有什么联系，而且西欧当时还存在唯一合法的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是到了19世纪初拿破仑掌权时，形势就大不一样了。拿破仑将教皇召到巴黎，要求其为自己加冕，称自己为“法兰西人的皇帝”——这也是近2000年来，皇帝的称号第一次脱离“罗马”二字。但是，拿破仑此后又迅速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取消了哈布斯堡家的“皇帝”称号，事实上也是想造成一种“法兰西皇帝是欧洲正统”的印象，而这个“正统”与罗马也是分不开的，否则拿破仑又何苦一定要罗马教皇为自己加冕，且封自己的儿子为“罗马王”呢？
　　　　
　　　　拿破仑帝国只存在了短暂的十多年，但拿破仑却开辟了一个称帝的先例，那些和罗马皇位没有任何关系的君主也都蠢蠢欲动，准备称帝。拿破仑覆灭后，哈布斯堡家族迫不及待地再次自称“皇帝”，但这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灭亡，哈布斯堡家族只好改称“奥地利皇帝”。英国本来与罗马皇位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英国的民主传统也不允许其君主自称“皇帝”，但既然印度已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君主也就改称“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和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家族平起平坐。1849年，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篡夺了法国政权，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自称继承拿破仑帝国的法统。这样，在欧洲就同时存在三个半皇帝——奥地利皇帝，法兰西皇帝，俄罗斯皇帝和英国国王兼印度皇帝（算半个），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是欧洲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帝国。普鲁士王国连续战胜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威廉一世在巴黎的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虽然德意志帝国是在奥地利、法兰西两个帝国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但普鲁士人并不认为自己的皇位是从奥地利或法兰西“夺取”的，而是高傲地宣称自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因此这个帝国也被称为“第二帝国”，与后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遥相呼应。虽然德意志帝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的罗马帝国继承人，但他们也并没有取消奥地利人的皇位，只是法兰西帝国被革命推翻而已，欧洲仍然维持“三个半皇帝”的状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三个帝国纷纷被推翻。
　　　　
　　　　（注：国内翻译往往称阿拉伯、奥斯曼乃至英国为“帝国”，这是不太准确的。阿拉伯的君主自称“哈里发”，即“先知的继承人”；奥斯曼的君主自称“苏丹”，即“军事长官”；英国虽然也偶尔自称“帝国”，但英国国王只担任印度皇帝，而不担任整个大不列颠的皇帝，他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皇帝”）

最近李敖在大陆的三场演讲，激起了国内思想知识界的很大争论。我个人认为他是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作了一场只有他才能作的适当的演讲。他的演讲显示了大陆政权的本质，表述了自由主义的诉求，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敖是在北大、清华、复旦的讲台上，在由中共官员主持的讲台上公开演讲，与私下的抱怨的与小范围的研讨相比，其影响与意义不可同日而语。当然，由于李敖的演讲没有在大陆直播，它无法对一般民众造成直接的影响。但对于那些思想比较活跃的人，他们是能够在网上找到李敖演讲的录像或文字整理稿的。
　　
　　李敖说自己讲话“有技巧”，确实不是虚言，他的公开演讲贴近大陆民众的生活感受，所以容易对他们的思想造成震荡，达成自由主义的启蒙作用。我们必须了解到，对于一个普通的学生，或一个已经走出校门的白领，他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与工作，业余时间并不太多。而在这不太多的时间中他们还有许多个人的事件需要处理。网络、电视、报纸、广播是他们获得资讯的主要手段，而由于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他们接触的社会黑暗面并不多，所以他们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看法，与那些经常看到负面报道的人相比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虽然社会有黑暗一面，他们有时也能从新闻中看到，但与大量歌舞升平的直观的电视画面相比，这毕竟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他自觉不自觉地觉得他生活的社会是挺合理的，即使不是十全十美，至少是相当可以接受的。他无法一下子接受太激烈的对现实的批评，甚至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不了解现实，是别有用心。而李敖的演讲的作用，是向他们显示他们生活的真正现实。
　　
　　李敖在这个中共提供的讲台上，把中共刻意粉饰的文明社会的伪装揭穿。他抱怨自己的演讲不能直播。他不断回头看北大的书记，说他们不笑，自己就紧张(其实他一点也不紧张)。他说自己可能看不到长城，就进了秦城。这一切都在暗示中国大陆言论自由的现实。试想，谁曾经以如此公开的、嬉皮笑脸的方式，把这一切的真相揭示出来呢。
　　
　　李敖指斥中共还不如北洋军阀，指斥北大校长书记“孬”了，又是何等有说服力，何等让人下不了台。
　　
　　当李敖说，向人民开枪的政府都是王八蛋时，他对中共的态度是何等鲜明。当他说到人民赤手空拳，无法对付拥有机枪、坦克的政府时，他清晰地告诉了听众政府暴政的实质。当他说到自由主义就在中共的宪法上，他愿放弃自由主义来换取中共的宪法时，他又揭穿了中共宪法的伪善性。请注意这时李敖的说话的立场，他是站在争取自由的人民的立场上讨论对付暴政的策略，而他也不断暗示，这个暴政就是由那些温和有礼的校长书记们组成的(看着他们文明理性的表现，是很容易让人忘 了他们是暴政的组成部分)。
　　
　　李敖演讲的冲击力在哪里呢，不在于他为人民反对暴政支招，而是在这个言说过程中不断暴露出中共极力要粉饰的这个政权的实质。他的演讲提供了一个教育普通的民众的机会。
　　
　　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最有效的策略。宪法规定的权利，在政府那里是粉饰，但“如果我们认真了，它就是真的”。对一般民众，引入自由主义这个陌生的名字，徒增麻烦，也给了政府拒斥的借口。但如果我们以政府公布的宪法反对政府的实际行为，政府就会辞穷理屈。这就使政府或者承担丧失道义的风险，或者逼迫它向保障权利的方向发展，而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目标。
　　
　　当然这不是李敖首创的策略，中国民间的维权运动早就在实践这样的策略。但在中共的讲台上，用这样鲜明的言辞说出来，李敖是第一人。我想这就是李敖演讲的功绩。
　　
　　
　　对李敖的责难不少是出于对他行事风格的反感，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李敖对自已的炒作是成功的，他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使他说出的每一句话获得远远大于一般人的影响力。如果就思想家都要扩大他的思想影响力的角度看，李敖没有错。至于李敖对女人、对性的态度，突破了中国传统正人君子的底线(鲁迅、胡适、殷海光在私人领域都是谦谦君子)，但李敖的好色也宣告了自由主义者对私人领域自由的坚守。虽然使李敖的言论显得不太正经，减损其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使自由主义不仅停留在政治层面，而是扩展到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
　　
　　对李敖最大的责难大概是他对中共的同情。李敖是个自由主义者，却对中共怀有同情，这似乎是难以理解的，特别难以为大陆64后的自由知识分子所理解。在凤凰台播出“李敖有话说”后，海内外的右派一致鄙视李敖，说他“投靠中共”、“卖身求荣”，或者说他是个戏子、娱乐人物，只为吸引眼球。我觉得是很偏颇的。李敖的态度可以从他的经历中理解，他对中共的态度，代表着一代反国民党威权政府的知识分子态度，而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态度。
　　
　　台湾自由主义者与大陆自由主义者对中共的不同态度，是由他们不同经历造成的。台湾反政府的知识分子身上经常有这种对中共的同情，香港的反殖民政府知识分子身上也有这种气质。台湾自由主义者饱受蒋介石威权政府的压迫，所以往往会同情蒋介石的对手毛泽东。国民党把中共描写得非常不堪，伪造历史，否认共产主义运动的某种合理性，反蒋的自由主义者就会澄清真相，为中共辩护。而中共在49年前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国民党的清教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它对台湾反政府运动有吸引力的地方。在那个疯狂反共的环境中，中共党员是冒着杀头的危险而坚持理想的一群人，他们的道德形象非常有吸引力。李敖在高中时深受老师严侨的影响，严侨是中国自由主义先锋严复的长孙，也是中共派驻台湾的特务。他们曾经策划一起偷度返回大陆。所以李敖对中共的感受更多的是理想主义。李敖身上还有反美反日的民族主义。当时蒋政权受美国的扶持，反美也成了反专制的一部分。台湾反政府的自由主义者身上的民族主义与清教主义的成分，是他们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大陆自由主义者应该体谅作为台湾自由主义者的李敖的立场，更应该学习李敖面对大陆民众的言说方式，我可以说，只有这样的有理有节的言说方式才能在大陆民众中产生真正的影响力

外蒙古在清末民初独立于中国之外，至今为很多人所扼腕。时至今日，那片土地早已成为世界所承认的蒙古共和国，所谓一些“收复失地”的言论都成为无稽之谈。但是，外蒙古的独立，以及因为其独立而引发的内蒙古数十年未能平息的独立和自治运动，却并不是随着那段历史逐渐尘封而为人们所淡忘，可若要说起来，又很难说得清楚，其中所涌现的一系列人物，也都是那么面目模糊。专家学者们有着大量的论述，而我们这些民间的历史爱好者，却往往都在“体制之外”，难窥堂奥，有必要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去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在那衰乱之世所发生的扑朔迷离的事情。
　　 而要谈论这一问题，首先要把我们教科书所灌输的一个理论扔到一边，那便是“自古以来”论。因为如果这个论调不排除，很多问题便说不清楚，什么都是“自古以来”便是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发生？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冲突？“自古以来”说法实在是自欺欺人。人类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变化，一个国家的疆域，民族构成，往往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何来“自古以来”？
　　 大唐王朝灭亡之后，经过五代十国的大动乱，虽然有宋朝的建立，号称“统一”，但中原皇帝再也没有能够成为“天可汗”。虽是“天朝”，却被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一直占着燕云十六州，后来又被西夏占去了灵州、西凉府等地。等到金国崛起，更是完全失去了江北土地。所以说，从唐朝灭亡的公元907年到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中国才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王朝，也就是元朝。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而这个“大一统”却是远超历代。首先一直与中原王朝征战不断北方草原完全纳入实际统治之下，然后是吐藩，也就是西藏，在被招降后由王朝直接管辖，还有今天的东北、云南地区，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完全被中原王朝所控制，而不再是以“称臣纳贡”作为依附而实际保持独立的渤海国、南诏国或大理国。
　　 但是，元朝的统治者们却没有能够守好这份家业，短短98年之后，随着元顺帝北逃，明王朝建立，中国的版图再一次经过了一次洗牌。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虽然多次北伐，打击北元政权和以后的蒙古可汗，但却固执的认为“长城之外非我土”，内外蒙古可以说成为了明帝国的“敌国”，领土问题就成了空穴来风。
　　 而新疆，元朝时就是兄弟国家的察合台汗国，其时仍然如此。西藏，由完全服从统治，又回归到了称臣纳贡的独立状态，这还包括幅员辽阔的青海。除了汉人王朝的固有领土之外，元朝扩充时扩充的领土，唯一保留在明朝版图内的，只剩下辽东和云南。
　　 可以说元朝的家业，明朝并没有很好继承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帝国也灭亡了，灭亡他的是清朝。一个被现代人普遍唾骂的朝代。但是，如果没有清朝的建立，让明朝如李氏朝鲜那样延续500多年，那么现代人对于内外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的领土，就压根不会有什么“自古以来”的底气。可以说，清朝的皇帝们不但接受了明朝的“祖宗之地”，还把明朝所放弃的东西全盘收了回来，甚至元朝没有弄到手的东西也囊括到自己的腰包里，并且通过自己近300年的稳固统治，使这些家当深深的打上了中国印记。
　　 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不遗余力的打击蒙古汗国的林丹汗，使其败死青海，将内蒙古完全纳入版图。顺治时期，清朝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明朝和农民军的残余势力。到了康熙时代，在消灭三藩之后，他收回了台湾，并通过击退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胜利，将喀尔喀蒙古也就是现在的外蒙古纳入到直接统治之下。直到乾隆中期，称雄中亚的准噶尔汗国灰飞烟灭，新疆、青海被牢牢的攥在了手心里，至于西藏，驻藏大臣的出现，终清朝一世，没有人怀疑西藏不是“大清”的领土。
　　 说这些不得不说的废话，就是要表明，所谓“自古以来”，还是从清朝说起，才有说服力，才能有个基础来论述内外蒙古独立运动的前因后果。
　　
　　 清朝对外蒙古地区的征服及外蒙古的独立
　　
　　 清廷对于内、外蒙古的态度并不一样，内蒙古诸王公因为是“从龙入关”的功臣，所以最被信任，与清廷联姻也极多，所以清廷对于内蒙古的管理，基本上是“自治”。而外蒙古诸王公对抗清朝征服时间长，归附的时间晚，而其后又有反复，所以并不被十分信任，虽也封官予爵，但还要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立办事大臣，以为监督。这就和西藏的情形大同小异。
　　 清朝虽然稳固的统治了这个多民族国家200多年，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完全平等，都是国家的主人。虽然民族不同，但都有共同的国家观念。而清朝，满族无疑是这个国家无可争议的家长，汉族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内蒙古的蒙古族，是家长最重要的亲戚，享有和家长一样的尊贵；藏族按他们自己的话说，与清廷是“供施关系”，是清廷养活和尊敬的僧人；而比较尴尬的，便是外蒙古，他们与内蒙古同宗同源，但却享受不到内蒙古在清朝皇族中的地位。如果说内蒙古是十分认同清朝，可以和满人共同分享家长的权势和荣光，那么外蒙古便是被清朝牢牢控制而又很是疏远的“远亲”。
　　 这样的构成，表面上相得益彰，实则要有强大的武力形成的威权作为后盾，在出现重大的变故，家长无力在维持这种关系的时候便会有“树倒猢狲散”的危机。清朝衰落之后，汉人的革命党喊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藏人开始驱逐清朝驻军，外蒙古的独立活动也就风起云涌了。因为，外蒙古对于清朝的反抗，在蒙古人中，除了西蒙古的准噶尔人之外，是最为顽强的。准噶尔人几乎被清朝屠戮殆尽，那么外蒙古的“内附”又是如何的呢？
　　 清朝对于外蒙古的征服和控制可说一波三折。
　　 在清朝征服漠南蒙古也就是内蒙古之后，又不停的向漠北蒙古也就是喀尔喀蒙古渗透自己的势力。面对清朝强大的压力，原本混战不休的喀尔喀蒙古和卫拉特蒙古不得不考虑联合。于是，在1640年，喀尔喀蒙古三部汗王与漠西卫拉特蒙古诸位首领共26名贵族举行了会盟，制定了《喀尔喀——卫拉特法典》。《法典》明晰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调整了蒙古各部的关系，从新整合了力量，共同应对清朝的征服。在这次会盟之后，喀尔喀汗王们策动了内蒙古的滕吉斯对于清朝的叛乱，并亲自率兵支援。但在清朝的强力反击之下，滕吉斯被镇压，喀尔喀派出的援军也遭到惨败。随后喀尔喀诸汗王对于清朝表示了妥协和退让，与之保持了30多年的和平状态。
　　 到1686年，喀尔喀诸部发生内讧，直接导致了准噶尔汗国的入侵，诸部汗王和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一世纷纷南逃到内蒙古境内，寻求清朝保护。清朝康熙皇帝亲率大军迎战准噶尔军并大败之。借着这次胜利的余威，康熙皇帝在1691年于多伦诺尔与喀尔喀各王公会盟，这标志着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正式服从了清朝的统治。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清朝降伏了外蒙古，将其作为征服准噶尔汗国的前哨站。外蒙古诸部也就理所当然的承担了清朝征服战争的种种义务。据喀尔喀蒙古文档案记载，在1715年至1735年（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十三年），清朝从喀尔喀四部征调骟马二十三万匹，骡马五万三千匹，骆驼约十万峰，牛四千头，绵羊两百万只，毡子三万块。这是实物征调，还有繁重的徭役，在阿尔泰台、塞尔乌苏——乌里雅苏台、塞尔乌苏——恰克图的驿站，都要令喀尔喀兵供役，在喀尔喀边境上还设有许多哨所和卡伦。吐谢图汗部共设28座卡伦，赛因诺颜部和扎萨克图汗部共设19座卡伦，在喀尔喀西端还设立26座卡伦，都要派遣喀尔喀兵驻守，而各王公还要为这些卡伦供应一切军需物资，至于清朝军队的物资运输也完全由喀尔喀人负担。
　　 这样的竭泽而渔，使得喀尔喀蒙古不堪负重，牧民大量破产，“过度的征集大量骆驼、马匹和绵羊，除了那些两岁的儿马和母马外，最后把牧民所剩下的全部马匹都烙上汗的印记登记了”，“无限制的勒索，带来了兀鲁斯人民的破产。”（《蒙古近代史纲》）。于是，成群的人逃到俄罗斯避难。据俄国档案记载，1730年有2091帐蒙古人赶着5210峰骆驼，68465匹马，14962头牛和131610只羊逃到俄国境内。原因是“在此之前他们向中国皇帝以牲畜纳贡。自从洪台吉（指噶尔丹策零）的战争开始之后，繁杂的赋税多了起来。最后为了移居洪台吉地方，受蒙古将军和王的命令，一个不留的同妻子儿女一同参加征战洪台吉的军队。”（赛切夫斯基《中国边界历史笔记》）另据记载，1734年有喀尔喀人935帐逃到尼布楚地区，俄国地方当局将他们用武力遣返。但不久又有540帐逃入俄境，经遣返后，又有227帐第三次逃到俄国境内。俄国是喀尔喀蒙古人曾经英勇抵抗过的侵略者，现在却成了他们避难的港湾。可想而知受到的压迫剥削何等严重。
　　 这样的剥削使得喀尔喀蒙古人对于清朝的不满日益高涨，而1755年冬又发生了白灾和瘟疫，对于卡尔喀蒙古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多事之秋，清朝乾隆皇帝杀死了因为疏忽而放走准噶尔首领阿穆尔萨纳的扎萨克亲王额?U沁，额?U沁是喀尔喀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二世的哥哥。他的被杀引起了诸王公的普遍愤怒，这就引起了1756年的“撤驿之变”。
　　 撤驿之变是以撤驿站、弃哨探为形式的反清斗争。它的发起人青衮扎布是喀尔喀蒙古很有名望的贵族，他与阿穆尔萨纳交好，因此在看到额?U沁被杀后，为求自保，起了反叛之心。虽然是出自私心，但因为正好与喀尔喀人不满清朝的情绪相契合，因此引起了相当大的动乱，各地牧民纷纷举行暴动，撤驿弃哨，袭击清军，并对平素依靠官府势力发放高利贷进行勒索的汉商进行打击，清朝在漠北的驿站全部瘫痪。但是，青衮扎布没有利用牧民的反抗情绪，仅仅想联络上层王公。而上层王公又不敢对清朝彻底翻脸，撤驿之变仅维持了数月便彻底失败。青衮扎布父子被杀，追随者遭到残酷镇压。
　　 这次事件，使得清廷对喀尔喀蒙古加强了警惕，从而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
　　 首先是设置了驻库伦办事大臣，直接对中央负责，管理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哲布尊丹巴活佛属民的所有事务，将土谢图汗、车臣汗和哲布尊丹巴活佛这些在喀尔喀蒙古有着崇高威望和号召力的贵族架空，处于绝对控制之下。
　　 其次，收回了策凌家族的特权，改革了定边左副将军制度。策凌家族对清朝平定准噶尔立有大功，策凌被封为超勇襄亲王，并被任命为定边左副将军，全面负责喀尔喀军政事务。策凌死后，清廷对其子成衮扎布的继承其位几经变化，但因为喀尔喀内部尚未稳定，而没有最终收回他的权力。成衮扎布死后，其弟车布登扎布袭位，这时喀尔喀已经稳定，便以“强占游牧”的罪名免除了他的将军职务，派内蒙古喀喇沁王公瑚图灵阿担任。到乾隆四十五年，则开始委派八旗出身的大臣担任此职。定边左副将军职务由清朝直接委派大臣担任，标志着外蒙古的军政清朝从间接管辖转为直接管辖。
　　 更为重要的，就是对于在喀尔喀蒙古人中有着崇高威望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的转世系统的操纵。一世和二世哲布尊丹巴活佛都是在喀尔喀贵族土谢图汗家族中转世，从三世开始，清朝操纵必须在藏人中转世，并成为定制。活佛系统和喀尔喀贵族上层的血缘联系被切断。
　　 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稳定外蒙古地区的统治无疑十分有利。但加重了外蒙古贵族和普通牧民对于清廷的不满。这些不满在清朝如日中天的时候，至多会出现一些牢骚，一些小的冲突，但在清朝大厦将倾的时候，便星火燎原一般汇集成分离运动的大火。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原本看成是樊篱的各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各列强的势力范围。蒙古地区的局势也愈加混乱、复杂，日、俄等国的势力逐渐深入其中。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时，两国相互承诺，“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这个条约，仅仅是俄日两国划分势力范围，俄国对于外蒙古地区的觊觎，是从来毫不掩饰的，频频利用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和外蒙古诸王公的矛盾，积极策划外蒙古从中国分离。
　　 俄国所进行的策划，最为主要的借口便是清朝当局对于在漠北蒙古人中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哲布尊丹巴活佛的不尊重。这倒也不完全是捏造，自1840年以后，哲布尊丹巴八世没有一次被清廷召见，而在他之前的五十年，历任哲布尊丹巴活佛没有受过一次朝廷的褒奖。朝廷的态度也影响了驻库伦办事大臣对于哲布尊丹巴的态度。1878年，新被任命为办事大臣的满人大臣志刚，刚一到任，便要求废除以往办事大臣谒见哲布尊丹巴时的叩拜礼，并要求哲布尊丹巴站立起来迎接。如果不从，便要上奏朝廷，让朝廷来解决。几经交涉，志刚终于同意哲布尊丹巴不用起身迎接，但也从此免除了叩拜之礼。以后的办事大臣也都遵循此例。
　　 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感觉无足轻重，但对于当时的外蒙古地区的蒙古人简直是不可忍受，而对于哲布尊丹巴自己，也视之为耻辱。
　　基于以上的问题，我们就不难理解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夜，有18名蒙古王公在库伦附近的博克多乌拉山中举行秘密会议，所通过的向哲布尊丹巴八世递送的呈文内容了：
　　　　"我们的确再不能忍受满清办事大臣和官员们的贪欲，以他们对我国权利的掠夺了。虽然，努力争取独立和保护我们的黄教与国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要独立将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将派特使去我们的北方邻邦俄国，并以友好的方式阐述这些事实，请求它考虑给我们援助。杭达多尔济亲王、大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官员海山已被任命为特使。"（希.散达格《蒙古政治外交》第1卷，第244页，1971年乌兰巴托版）
　　 这个呈文，明白的说明要“争取独立”，原因是清朝对外蒙古“权力的掠夺”和要“保护我们的黄教”。
　　 而在独立政府向内蒙古王公发出的第一次《檄文》中也说：“现值南方大乱，各省独立，清皇权势，日就凌夷。国体变更，指日可待”；“我蒙古亦应联合各盟，自立为国，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自应协力同心，奋勉图维”
　　 在第二次《檄文》中又说：“现南路敌人，行将举兵来伐，即应妥为防守，以固疆土。凡交界关卡之处，须不时细心巡查，免贻祸患。相应飞咨喀尔喀连界之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长等，及阿拉善王查照，传饬所属各旗传谕各游蒙各沙毕奴仆等，如何定居？黄教如何扶持？各情形具闻，当奉法旨。非图独立，继难生存。” （《民国经世文编》第十八册）。
　　 强调的也是“以便保我黄教，而免受人权力压制之苦” ；“黄教如何扶持”的问题。
　　 这与1913年10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驱逐清朝驻军后，由噶厦政府签署的一份表明西藏立场的文件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
　　 “满族皇帝与保护神五世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师徒试的关系。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目的即是为今世和来世积德，他们帮助和优荣历代达赖喇嘛，礼通各寺院的喇嘛。这样的情谊使两个国家像同一个国家的兄弟一样团结起来。西藏人并不在意他们与中国的边界，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所有的行为都是对西藏友好的。然而，中国皇帝逐渐丧失了对佛教的信仰，对珍贵的保护神达赖喇嘛也不大尊敬了。后来，中国驻藏大臣及他的下属官员和军队对珍贵的达赖喇嘛就谈不上尊敬了。……西藏人民终于彻底绝望了，不得不起而反抗，并以中国人的失败而告终，由敦尔喀驻藏官居间调停停战，缔结媾和条约，规定中国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从海路返回中国。……”
　　 清朝皇帝把信仰黄教的蒙古人和藏人分成四大教区，前藏、后藏、内蒙古和外蒙古，在雍正时正式确定，分别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大活佛执掌，并规定不分高低，各掌其事。上面引用的外蒙和西藏两份文件，都是举出清廷对于荒郊大活佛的不尊重，失去了这些地方黄教信徒的信任，从而引发了分离运动。
　　 诚然，这些放在表面上的原因，还可以看成是“借口”，但对于外蒙古的王公和人民来说，却是再充分不过的。西藏的分离，与英国的努力分不开，而外蒙古的分离，也与俄国的努力分不开。
　　　 1911年７月，以哲布尊丹巴活佛为首的外蒙古王公，以会盟为名，在库纶召开四盟王公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外蒙古独立，并派遣以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为首的代表团密往俄京圣彼得堡请求俄国政府“庇护”，“接纳喀尔喀于俄国保护之下”。7月30日，杭达多尔济率领一个代表团带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俄国“要求武装援助”（阿.波波夫《沙俄与蒙古》，见《红档》杂志第6卷，1929年第37期）的信件去俄国首都彼得堡。8月15日，代表团抵达彼得堡，经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内阁总理大臣商谈，沙皇政府于８月１７日举行的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定：“帝国政府……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会议还允诺“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蒙古独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
　　　　据中文史料记载：在农历十月“十四日，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量，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奏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任命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共设外务、内务、财政、兵、刑五部。各部大臣如下：
　　　　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兼)；财政大臣：察克都尔扎布；兵部大臣：棍布苏伦；刑部大臣：那木萨赖。此外，海山、陶克陶二人也分别被任命为内务部司官和兵部司官。
　　　　1912年5月，库伦独立军5000余人，由海山和丹必占灿喇嘛带领进攻科布多。当时科布多城有守军300余人。科布多守军与外蒙古军队奋战几十天，直到8月6日，科布多城失陷。
　　至此，外蒙古独立政权控制了外蒙古全境。
　　外蒙古诸王公在这个时候也许以为大功告成，但他们忘了，一个弱小民族的命运，在这个时代是不会属于他们自己的。
　　 帮助藏人获得实际独立的英国人不主张西藏真正的“独立”，因为怕引起俄国的介入造成国际纠纷；而俄国也不愿意外蒙古独立，因为怕和日本形成紧张局势。所以西藏是实现了保持驱逐清朝驻军和大臣的自治，而外蒙古也不得不在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八世成为“日光皇帝”后退回到承认中国宗主身份的自治。
　　 1912年年９月３日，俄国外交部指派俄国驻华公使廓索慈为全权代表，前往库伦与外蒙古当局单独订约。同年11月３日，在俄国挟持下，外蒙古当局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专条》。《协约》和《专条》对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和俄人在该地享有的控制权及各项特权作了明确的规定。《协约》第１条称：“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建立之自治秩序，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植蒙地之权利”。在《协约》谈判过程中，蒙古大臣达喇嘛等曾不只一次提出不同意见，强烈要求《协约》中载明外蒙古为独立国，并要将内蒙古纳入大蒙古国，但俄方代表始终坚持“目前还不能提出蒙古独立问题，只能提出内部自治问题”。结果是外蒙古当局不得不屈从俄国的意志，按照俄方起草的草案签订了《协约》和《专条》。
　　 1915年6月7日，中俄代表及外蒙当局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中俄蒙协约》凡22条，要点为：一，“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二，外蒙古“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但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三，中国货物运入外蒙古须纳内地货捐，洋货由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应照1881年之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所定之关税交纳；四，中国属民在外蒙古之民刑案件由中国官员审理，蒙人与中国属民之民刑案件，由中蒙官员会同审理，各案自己法律治罪。
　　 《中俄蒙协约》使俄国几年来通过《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所获得的在外蒙古的特权以中俄蒙三方条约的形式从法律上巩固下来。通过此约，俄国没有支持外蒙古王公建立独立国的要求，而是按其既定方针，将外蒙古成功地限制在自治的范围内。
　　 再往下的路，西藏和外蒙古则分道扬镳了。西藏在清朝灭亡后一直保持着独立状态，但仍要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最后随着1949年中国出现了百余年来第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宣告了“喇嘛王国的覆灭”，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之内，而且遭到了以往所有朝代都没有过的彻底的统治。而外蒙古虽然在1917年被北洋政府派兵强行结束了自治，但却在新兴的苏联的支持下，实现了独立，先是君主立宪，后来干脆成为共和国。这时候的外蒙古独立运动，虽然是两个共产党员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所领导，但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不再是以宗教作为独立的号召，而是要建立“蒙古人自己的国家”。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百年来中国第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所有有着分离倾向的地区都施加铁拳予以收回，它不再惧怕英美等西方国家，所以，西藏的靠山是靠不住的。而它却不得不服从于苏联老大哥，外蒙古的靠山稳固如初，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在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在后。可谓回天无力了。
　　 值得一提的是，外蒙古在成为了苏联保护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后，仅仅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有自己的政府，但总理任命得由苏联说了算，有自己的军队，但完全听命于苏联。开国领袖苏赫巴特尔就是因为民族精神过于突出，而在国家成立仅一年后，便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医院。苏联时代，蒙古有十位总理因为反对苏联的政策而被杀害。原有文字被废除，改为俄文字母拼写。原来要求独立而保护的黄教也遭到了灭顶之灾，曾经是被人崇敬的喇嘛集团被成群的逼令还俗，不肯还俗的则被屠杀掉。可说是“改天换地”。若按笔者自己的观点，外蒙古的独立，因该从1990年苏联解体开始，在这之前，只是从中国版图进入到苏联版图。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可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损失了广大的领土，还表现在，外蒙古想要在清朝衰落时获得自己独立，不同阶层的人物都为之努力。但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这些可称作本民族英雄的人，不过是大国的牵线木偶。经过一场场血与火的浩劫，也只是获得了换个环境重复自己曾经的遭遇而已。
　　
　　 内蒙古的独立和自治运动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对于同宗同源的内蒙古，不能不产生影响。但因为内外蒙古在清朝时处境不同，环境不同，因此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更为复杂。
　　 清朝建立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之后，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对其上层甚为优礼。为了能后控制这个有过辉煌历史而又桀骜不驯的民族，联姻、分封和大力推行黄教就成为最有效的手段。
　　 联姻，使得蒙古上层贵族和清朝皇族成为了“一家人”，据学者统计，有清一代，满清皇室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多达32人，而蒙古贵族女子嫁入满清皇室的也很多，就皇太极一人的后妃自庶妃以上的就有6人，一家人之间即使有冲突，也可以在家里解决。分封，使得曾经拥有强大武力的蒙古贵族们，所统领的百姓和领土越分越小，对中央构不成威胁，如内蒙古原三大部被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外蒙古原四大部被分为八十六旗，卫拉特蒙古分为34旗，青海蒙古分为26旗。而推广黄教，则使蒙古人的好战、善战的民族特性被消磨殆尽，而人口也无法得到增长，甚至出现锐减。
　　 但是，清朝对于内蒙古诸王公一向都是“另眼相看”，倍加宠信。在蒙古各旗当中，只有内蒙古各旗的扎萨克拥有统帅兵丁之权，并且各旗事务均由扎萨克自行处理。
　　 相对于清朝对外蒙古的横征暴敛，对于内蒙古则是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按照清朝有关蒙古赋役的条文规定，内蒙古只需供应少量的战马、汤羊、乳酒、石青等物，虽然也要承担一些守卡、驿递等劳役，但相对负担较轻。这种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清代前期一直奉行不渝。另外，对于天灾，清廷还进行慷慨的赈济，规定蒙古但凡遇到重大天灾，都要调拨大量的米粮、皮裘、牲畜、毡房、银两给予救济。除此之外，对于内蒙古，清廷还实行养赡制度，《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优恤〉》记载，在荒年岁月：“先察明贫乏之户，由本旗扎萨克及富户、喇嘛等抚养，不足则各旗公助牛羊。每贫台吉给牛三头，羊十只，每贫人给牛二头，羊十只。”如本地无力养赡，由“盟内等共出牛羊协济养赡。设若连年饥馑，该盟内力乏不能养济，可申报理藩院遣官查勘，发布赈济。
　　 这样的优厚待遇，使得内蒙古地区很快摆脱了清初因为战乱而经济凋敝的状况。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记载在康熙三十五年时，“进边口，于沿途见蒙古生计，阿巴垓、苏尼特等旗骆驼皆健，马匹较少，牛羊饶裕”，鄂尔多斯地区“见其人多有礼貌，不失旧时蒙古规矩，各旗县和睦一体。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守，生计周全，牲畜繁盛，较它蒙古殷富，围猎娴熟，稚兔复多，所献马皆极驯，取马不用套杆，随手执之，水土食物皆甚宜。”
　　 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情况下，无论是上层王公，还是普通牧民，都感到“皇恩浩荡”，自然不可能如外蒙古一样对于清廷素怀二心的。
　　而在康乾盛世过去之后，清朝迅速向衰世滑落，内蒙古地区也一损俱损的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和清廷的蜜月也结束了。
　　 因为视内蒙古为自己的长城，清廷对于王公们的土地也和自己的龙兴之地一样禁止流民进入开荒。然而，在嘉庆、道光两朝发生的川陕白莲教、回民起义波及到蒙古地区时，蒙古各旗兵勇表现的软弱无能、战斗力低下，使得清朝统治者大失所望，再加上鸦片战争爆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来临，国库空虚。于是清廷于1840年对蒙古地区开禁，在木兰围场（锡林郭勒南部）招佃放垦，分片出卖草原，换取饷银。
　　 其实虽然清朝对于蒙古地区的禁垦推行的甚为严厉，但在乾隆中期以后，“违禁出关”“违禁开垦”的流民就形成了“移民潮”，达到了“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清仁宗实录》嘉庆十一年七月已未）的地步。但那属于民间自发，清廷也予以限制，《大清会典》记载，当农耕和牧业发生冲突时，清廷是要保护牧民利益的：“蒙古地方基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酌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而流民垦荒也应和了蒙古地区需要农业的要求。但到政府开禁，性质便全然不同，规模巨大，且毫无限制，与牧民争夺土地，这就引起了大量的抗垦运动，原本相安无事的满蒙、蒙汉民族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当然，这些摩擦和裂痕还不足以让内蒙古对于清朝产生离心力，各王公还是对清廷忠心耿耿。在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岌岌可危的时候，内蒙古各王公并没有如外蒙古王公一样谋求独立，而是力图延续清朝的寿命。
　　 清朝覆亡前夜，当时驻京蒙古王公有：“清廷御前大臣中的喀尔喀赛音诺颜札萨克亲王那彦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八旗都统、副都统的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赉、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资政院钦选议员中的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新疆旧土尔扈特部札萨克郡王帕拉塔、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扎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参阅《宣统政纪》、《东方杂志》第二辑；陈仲言《近代史资料》总48号）。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京的蒙古王公们，面对清朝覆亡、共和将兴的局势，为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在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10月24日，首先在京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勃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亦称“蒙古同乡联合会”。该会订立《章程》八章二十一条及《附件》一条。“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结睦为宗旨”；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任职之台吉、塔布囊、旗号等为会员"；还规定“设总会于京师，设分会于蒙古各地。”
　　　　“蒙古王公联合会”成立后，即以全体蒙古王公的名义，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向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了一件请愿书，其中写道：“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于是，他们殷望恳求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以便于 “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
　　 这封请愿书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而且还为外蒙古的独立运动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在他们心中，只要不实行共和制度，外蒙古便不会独立。这当然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与外蒙古独立的真正原因完全南辕北辙。
　　 蒙古王公拥戴清廷反对共和，自然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和情感因素，更多的，是对共和提倡者们的恐惧。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高举的是两面旗帜：一是以民主反对大清帝国的专制；二是以大汉民族主义反对腐朽的满族统治。而后者的影响更强一些。虽然也讲民主、民权，但最有煽动力的是民族的诉求。用他的话来说是：“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版），因此“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0页）正如兴中会的加盟誓词所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偕同秘书长胡汉民同日本三井财团代表森恪及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会谈。会谈前，森恪等曾得到先后出任首相的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山县有朋等授意，冀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东三省归日本所有。会谈中，孙中山表示：“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能 “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据与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内田良平说，从1905甚至更早时开始，孙就曾在游说日本朝野人士时一再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既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国”，既然要“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怎么能不让与清廷休戚相关的蒙古王公胆战心惊？他们发电给南北议和的南方代表伍廷芳发电，指责革命派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是肺腑之言。
　　 代表革命派利益的伍廷芳，收到蒙古王公的电报后，以民国议和全权代表的身份和名义，向内蒙古王公发出覆电，晓以五族共和大义，规劝他们拥护民国。
　　 指出“军民起义之目的，欲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共和国，此举并非为汉人之自私自利起见，乃俗与蒙、满、回、藏，同脱专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乐，此与满人大有利益。即如今日满人不能贸易自由等弊，将来民国，何致有此制度。至于蒙古，若能除去苛政，同享平权，其为利益，更不待言。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今诸王公何以于专制之满清，尚思拥戴，于共和之民国，反不赞同，此诚本代表所未喻。颇闻京中有人布散流言，谓民军所持民族主义，至为狭隘，想诸王公闻之，致生疑虑，故有此言。若以本代表所闻，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一律平等，确无疑义。其满、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粮等，必为谋相当之位置，决不有稍有向隅。且国民平权，将来之大总统，汉、满、蒙、回、藏人，皆得被举，政治上之权利，决无偏畸。此皆本代表所敢为诸王公明告者，幸同扶人道，同卫中国，毋惑浮言，自相疑贰，是所深望。”（《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这“五族共和”的说辞，“故共和者，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的解释，对于蒙古王公消除疑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虽然还有诸多王公反对共和，但在1月26日皇族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清廷再也没有挽救的可能的时候。蒙古王公也就顺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始末记.要件》)。
　　 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2月1日，那彦图、阿穆尔灵圭以“蒙古王公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外强邻，危险实多……”，要求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仅要考虑蒙古王公的特殊利益，而且应该维持蒙古固有的社会制度。2月6日，清帝正式颁诏退位。蒙古王公在袁世凯召集的皇族近支、军政会议上又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解，则为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同上)。
　　 然而，在驻京蒙古王公表示对共和“敬谨遵旨，决不反对”的时候，外蒙古独立政府对于内蒙古各王公散发了大量的檄文，希望他们能够响应独立运动。并颁布《致内蒙古王公八项优待条件》，其内容是：
　　　　一、凡内蒙古王公归顺者，仍袭现职，年俸皆加倍赐给，由库伦政府支取；
　　　　二、凡王公以下皆晋升一级，其年俸由库伦政府支给；
　　　　三、各旗政费及军费，若有不足，库伦政府予以适当补助；
　　　　四、各旗若有改革之处，库伦政府竭力援助；
　　　　五、内蒙古人民也可充库伦政府官吏，得外蒙古人享有同等权利；
　　　　六、一切租税均与外蒙古一律，不加偏重；
　　　　七、库伦政府有维持内蒙治安之责，若民国加压迫，政府必派军队保护；
　　　　八、以上各条，由呈归顺库伦政府之日起生效（柏屈孝久、滨田纯一《蒙古地志》上卷）。
　　 在这样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内蒙古六盟四十九旗中，相继有三十五旗蒙古王公响应或者支持库伦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卷）在这三十五个旗中，“包括锡林郭勒盟的所有十个旗；哲里木盟十个旗中的七个旗；昭乌达盟十一个旗中的六个旗；乌兰察布盟六个旗中的五个旗；卓索图盟五个旗中的两个旗；伊克昭盟七旗中的五个旗”（［蒙古］Sh.桑达克《蒙古的政治与外交》第1卷）。
　　当然，内蒙古王公不仅仅是对于外蒙古独立的支持，也在寻求自己的独立。
　　 1912年8月，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联合科尔沁右翼后札萨克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并纠集扎赉特旗王公，发动武装政变，宣布“独立”。9月，昭乌达盟扎鲁特左右两旗、奈曼旗等部分王公潜往库伦归顺。还有克什克腾旗蒙古平民乐山也参与了当地的“独立”运动。当时，在卓索图盟以贡桑诺尔布郡王为首的索得那木、海山、罗布桑却珠等蒙古王公，也卷入了这次“独立”运动。此外，在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蒙古王公和一些喇嘛，在外蒙古和东部蒙旗“独立”运动的影响下，东、西浩齐特旗有大量蒙古居民投往外蒙古，还有东阿巴嘎旗和阿巴哈纳尔旗等王公，对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至于内蒙古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十三个旗的蒙古王公，从最初自发的反应来看也是支持外蒙古独立的，并有的王公派人到库伦发生过联系。
　　 这些独立运动，虽然一时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但都没有成为外蒙古独立那样的既成事实。原因有多方面，但主要是内外蒙古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有着极大的差别。
　　从地理上来说，外蒙古距离中国中心地带“山高皇帝远”，民族较为单一，主要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其他民族人数少的可以忽略不计。“独立”的客观可能性大。而内蒙古靠近中国政治中心，一举一动对于中国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难以成事。
　　 从人文情况来说，外蒙古还保持着传统的蒙古特征，其他民族文化进入较少，对于中国的离心力也大。而内蒙古地区，明清两代大量汉族、回族人口迁入，人口已经超过原住民蒙古人，文化交流频繁，民族差别小，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也大。在外蒙古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黄教，在内蒙古并不能成为实现独立的法宝。虽然有很多王公倾向独立或是并入外蒙古，但无法形成外蒙古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著名的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进行独立运动时的遭遇便可说明。
　　 贡王在1912年3月回到本旗后，“就召集旗内高级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宣布了他的关于内蒙古独立计划和主张”。然后，他同来自东蒙古的各旗王公和代表在乌兰哈达(今赤峰市)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主要领袖和发言人之一，明确主张脱离中国加入大蒙古国”(扎奇斯钦《贡桑诺尔布王，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出身于蒙古平民的乐山支持采取独立行动以外，“大多数内蒙古王公对于独立的心情是矛盾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对脱离中国感到担心”；“同时他们又认识到，由于他们的领地位于内蒙古南部，靠近中国的政治中心，像沈阳、承德这样的军事驻地，这种举动是危险的”（《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所以，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由于考虑到个人安危问题，“会场默然，不发一言”，最后“不欢而散”，未取得任何结果。
　　 会议结束后，贡王除了派遣罗布桑却珠前往库伦与外蒙古独立政府联系外，还指派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前往大连的日本基地联系领取原定在铁岭车站接运的日本武器。但日本泰平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地点运到铁岭，而是把标有“东蒙古开垦用新式农具”字样、内装枪支弹药的十几个木箱错运到郑家屯站。阿拉坦敖其尔到郑家屯后，当把这些军火分别装在十几辆牛车上，准备运往喀喇沁旗王府的时候，突被东北驻军吴俊升的军队查获，车上十几名穿着中国服装押运军火的日本人亦被枪决，武器全部被缴获，阿拉坦敖其尔只身脱逃。
　　　　不久，贡桑诺尔布又准备“热河境内实行自治”的运动。同年冬，这次热河蒙旗自治运动刚一开始，就被热河都统熊希龄所侦悉，贡王便被袁世凯以赴京就职为由调离了热河，终未能成事。
　　 这位内蒙古现代化的先驱，当年兴业变革，创建邮电事业、开办工厂商店，兴办教育，创办培养蒙古族技术军事人才的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蒙古族第一所新式女子学校——毓正女子学堂。何等雷厉风行，意气风发，但要谈到独立和自治，则是寸步难行。
　　 综上所述，清末内蒙古的独立运动是在挽救清王朝灭亡无果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内蒙古倾向独立的王公并不像外蒙古王公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而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思潮。
　　
　　 德穆楚克栋鲁普的独立和自治运动
　　
　　 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原因在于清朝依靠武力将其纳入统治之下后，又对其进行了相当的压迫，到统治后期又不再尊重自己打当初制定的宗教政策，以至于上下离心，究其本源，仍然没有脱离古老帝国衰落后，被征服地区起而反抗的范畴。内蒙古在清末民初的独立运动则是在清王朝覆灭后，因为对于新建立的共和政府不信任，并受到外蒙古的煽动而产生的，民族主义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当时间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的格局已经完全在国党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趋于稳定，清末民初的情况都不再存在。这个时候的自治和独立运动，又是怎么样的？
　　 德穆楚克栋鲁普，统称为德王，是一个有着极大争议的人物。在清末民初的内蒙古独立运动沉寂下去后。他是主张独立和自治最为著名，活动也最为频繁的内蒙古王公。由于他的独立和自治活动是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进行的，也就被戴上了“蒙奸”的帽子。把他的事迹单独列出来解析，对于蒙古地区的独立运动的分析有着特别的意义。
　　 德穆楚克栋鲁普，孛儿只斤氏，公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他的父亲那木济勒旺楚克是该旗的郡王。那王去世后，1908年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都棱亲王。
　　 德穆楚克栋鲁普成长时期正好是中国政治局势处于剧烈变化的年代，在他9岁时，清王朝灭亡。10岁时，日俄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把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放垦开荒政策，在北洋政府时期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在内蒙古划设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继而1928年改为行省，到处设立垦务局，抵制、反抗放垦斗争此起彼落，先后有前郭尔罗斯陶克陶胡起义抗垦；科左前旗嘎达梅林抗垦；西部乌审旗白音赛音起义抗垦；准噶尔旗丹丕尔起义抗垦；扎萨克旗旺丹尼玛起义抗垦；达拉特旗胡尔嘎起义抗垦；1943年伊盟七旗联合抗垦。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德王有着比他的前辈更为浓烈的民族意识，也就不奇怪了。
　　 1924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升迁补任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5年，以西盟代表的身份应邀赴京出席了善后会议，被选为段祺瑞政府临时参议院参政。从这时期他涉足政治舞台，和贡桑诺尔布、凌升、白云梯、郭道甫、吴鹤龄、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等人相互交往，探讨内蒙古自治出路。同年，二十三岁的德王提出“改革旗政，出问蒙事”，加强和扩大蒙旗保安武装组织，兴办中、小学教育和卫生、工业组织，建立纺织厂。他以保护张家口至外蒙古境内的乌得之间的公路交通为名，向北京政府和各路军阀要钱要枪，挑选本旗精壮子弟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乌滂守备队。这一年他还积极参与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举行的，内蒙古人民反对移民屯垦的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运动，取得较大影响和效果。
　　 1930年，吴鹤龄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从而促成了1930年南京蒙古会议的召开并通过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对于这一运动，作为锡副盟长的德王表示了赞同和支持，并派代表参加。
　　 由此可见，德王这时候的政治理念，是蒙古区域自治，这并不影响国家稳定，相反还是促成共和制度的发展。因为现代共和应该有两个要点：一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政保障体系；二是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既然国民政府承诺“五族共和”，“非仅汉人之利，汉、满、蒙、回、藏所同利也”。那么，五族之一的蒙古族成立区域自治，可说理所当然。
　　 在从政过程中，德王了解到属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古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便和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于1933年8月24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发出通电宣布成立“蒙政会”，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具体事宜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德王还派私人代表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常费及建筑费。这次自治运动得到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南京政府也于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会”，4月在百灵庙隆重举行了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获得了成立“蒙政会”的成果，成为当时国内蒙古各盟旗统一的民族自治机关。
　　 但是，国民党中央对于何谓“共和”仅仅是一个时髦，“领时代之先”的招牌，他们更追求的是全国的大一统，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之下实现中国传统的“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根本没有领会共和的真谛。何况，国民党从创始人孙中山开始，便不承认中国为多民族国家，孙中山便说：“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7页）”。而蒋介石更是提出“中国没有不同民族，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宗族”。既然这样，德王等蒙古先进分子创立的“蒙政会”，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眼里，就成了一个新型的地方军阀。
　　 而作为在华北有着实际利益的军阀傅作义也容不得在自己治下有这么一个机关存在。因此，对于这个有着地方自治性质的民族自治机关，无论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还是地方政府，都用尽一切手段进行破坏：
　　 1934年8月，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德王的日文翻译并为德王办理对外联络事宜的韩凤林，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机关以日本特务的罪名秘密逮捕后处死；
　　 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税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应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迟迟得不到落实，于1935年秋，德王与傅作义为蒙旗过境税问题，在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发生冲突，几至交火动武；
　　 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萨克去世，其族侄巴图巴雅尔、石拉布道尔济二人发生争袭事件。盟长云王主张由近支巴图巴雅尔承袭，绥远省当局却硬行将石拉布道尔济扶上王位。后因该旗贵族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发展为德王和傅作义之间武装冲突的起因，死伤几十人；
　　 绥远和察哈尔省当局无视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政令，仍继续在蒙旗地区推行屯垦，增设设治局，使得蒙汉矛盾、农牧矛盾越发激化。
　　 在成立的一年中，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如果仅仅是这样，德王只会继续在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夹缝当中谋求政治权力。在他日后被迫与日本合作后，屡次向要难逃，并对蒋介石表白“内蒙古是寻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便可说明这一点。
　　 而这时，一股比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更强大也更危险的力量逼近了西蒙，那便是侵华日军。
　　 在德王和傅作义矛盾激化的时候。华北被日本人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这时候的德王仍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挡住日本入侵，让自己的自治运动在中国的框架内得以实现。可是，国民政府对于蒙古地区的安危并不放在心上。蒙政会副委员长索特那木拉布丹对日本西进很担心，曾多次派人给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过日本人在西蒙地区设电台、特务机关等活动情况。但得到的只是“尽力拖延日本的行动”的空洞的指示。1935年1月，何应钦以军政部部长身份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作报告，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实力，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立即战争，惟有失败一途”，“华北不能保，更谈不上蒙疆”。在这样局势下，西蒙地区被日本占领只剩时间问题了。
　　西蒙该何去何从？
　　 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样度过难关时，众人认为：“蒙古人为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苏联合作”，并提出要走三条路：日本、蒙古国、苏联三者中选择。德王当即表态：“走日本路线太危险，日本有领土野心，我们有被吞并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迪鲁瓦格根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苏联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无不听命于苏联，步外蒙古的后尘实在危险的很。”
　　 国民政府已经要放弃西蒙了，凭借蒙政会和各旗王公武装力量也不可能阻挡日军西进。德王意识到，如果不与日本“联合”，则不是为伪满管辖，就后来的汪精卫管辖的省或县，内蒙古人民的遭遇恐怕更为可悲，与日本以“自治”形式“联合”虽然是饮鸩止渴，在当时的局势下可以说唯一的办法。再加上蒙政会成立以来，发生的韩凤林被杀、与傅作义的斗争失败等等遭遇，终于使德王决心倒向日本一方。
　　 德王之“联日”，可说是无政府弃地之后的无奈之举，但也存在着希望能够在日本人帮助下，实现在自己“自治”或“独立”的侥幸心理。
　　 1935年冬德王开始了他的联日行动。而这对于日本方面也是求之不得的结果。1936年初便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的初衷是借助于既成事实的日本势力建立“蒙古自治邦”或“独立的蒙古国”；日本军利用德王是为了扩大和加快侵略中国步伐。蒙古军司令部成立后不久，日本派驻德王处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鼓动德王：“为了蒙古独立必须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但德王此时还不想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虽然田中隆吉多次鼓动，德王以“军队组建不久，训练较差”为由推拖出兵。田中隆吉无奈，只好另组织汉人部队，从河北、察哈尔省召集土匪、杂兵，组成三四千人的乌合之众交由王道一指挥，为了急于成功，迫不及待把这部队投入绥东前线，攻击红格尔图，遭到惨败。紧接着又组织了王英的“大汉义军”。王英是河套地区最有势力的恶霸大地主。傅作义主绥后与他产生利益冲突，被赶出河套，跑到天津租界观望等待。经过日本在天津的特务人员的鼓动，他出面招兵买马，组织了“大汉义军”。
　　 田中隆吉组成“大汉义军”后，要求“蒙古军作第二线布置，否则赶走傅作义就要让王英入主绥远”的胁迫下，德王只好答应出兵。结果全面失败，傅作义成了全国景仰的抗日英雄。
　　 七七事变后德王入主绥远，建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日本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虽然从地域上看比原来扩大了，但却引起德王的不满和反对。因为，德王从政开始时，就把蒙古民族的自治自主当做自己追求的目标。现在日本人把亲自扶持成立的三个自治政府合并为一个较大行政区域，统一管理，控制财源，搜刮战略物资，为侵略中国战争服务。德王拟就了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提出：“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古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复兴蒙古民族，实现蒙古自治’是我们蒙古民族当前的两大目标"等理由，以蒙文作为主件，日文作为附件，总总共制成六份，分别寄往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等日本上层机关，表示抗议。但这些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39年4月末，德王被日本军部邀请到张家口“商量要事”，到达后日军方宣布“现在就举行任命仪式”，任命德王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总务委员长”。对于这样连推选形式都没有搞，把中国行政要员直接由日本军部任命的作法，更使德王感到自己被欺骗、玩弄了。
　　 随着平绥铁路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实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把内蒙古做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德王对于日本人的幻想彻底破灭，知道再也“合作”不下去了，但又无能力挽回这种已经形成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日本方面的“蒙疆”事宜不过问、不争执，采取任他们干的消极态度，与李守信等人联络，准备出走。德王受其历史环境、自身经历、思想所决定，仍想回归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因而，他们通过军统特务在“蒙疆”工作的高荣和马汉三等又和蒋介石建立了关系。为了稳妥安全，他们计划从边境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再取道苏联转赴重庆。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决定后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打来密电称：“佛君（德王化名）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后来又送来蒋介石任命德王和李守信的任命状。德王再次提出，自己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再到包头，又渡黄河，容易惹人注意和发觉，请准取道北路赴渝。蒋介石仍不同意，转来复电指示：“取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如果无道路可寻，希无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蒋介石的“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的命令，对于德王来说，皆知是无稽之谈。这时蒙古地区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德王根本是没有“以待将来”的可能。
　　 1940年春，德王以慰问五原前线军队为名，准备逃出，但未走成。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偷听和搜查出与重庆联络的电台，呼和浩特警察局长刘建华等人逃走，牵连到好几人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德王和李守信只好亲往日本军部自首承认。日本军部田中信一参谋长问德王：“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德王回答：“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他的这番交代正与主要联络人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当时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中找不到代替德王当傀儡的影响人物，因此日本军方没有深究撤换德王，只是警告说：“德王这次和蒋介石联络，可以从宽不究，如果德王要和苏联和外蒙联络，那一定要从严处理”。后来处死几名具体联络人员，判刑几人，平息了这件事。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逼近张家口，德王才得以率属员南下，投奔国民政府。南下期间，德王把蒋介石曾给他“忍辱负重，以图将来”的指示作为依据，8月18日在张家口给蒋拍电报，祝贺抗战胜利，并请允许蒙古高度自治，但遭到蒋的拒绝。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是“四大强国”之一的领袖，大一统思想更加坚定，对于德王的要求自然不屑一顾。在此之后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德王在阿拉善盟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同年9月，随着解放军迫进，“自治政府”内部发生分歧，导致分裂，德王出走。这期间，解放军宁夏军区致函德王、李守信，劝其投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也致函德王，望其投降人民，并表示只要归向人民，一概不咎既往。德王接函后要求准许由他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痴心不改”只能是“镜花水月”。从清末开始的内蒙古独立和自治运动，至此落下了帷幕。
　　 德王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和日占时期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其身上的复杂性和悲剧性色彩要比他的前辈更为突出。他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若是在有着真正共和思想的国家，不但不是什么离经叛道，反而是稳定国家，达成共和的极为有利的补充。中华民国刚建立之时，孙中山还指出“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很符合“地区和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的共和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和“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正好相得益彰。然而，孙中山后来抛弃了自己的这些正确观点，而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后，也以建立地方完全服从中央的中央集权为己任。德王的自治运动注定处于被打压和破坏的地位。而日本入侵，德王无奈“附逆”，对于日本侵略者抱有幻想，遭受的打击更为沉重，但这实在是国民政府逼出来的。如果国民政府能够有从实际出发逐步联合，逐步建立互信，逐步推进国家的民主宪政的胸襟，支持德王的民族区域自治运动。已经有着“中国人”概念的德王又怎么谋求“独立的蒙古国”的要求，去和日本人与虎谋皮？如果说德王民族主义思想严重，这并不足为奇，只要民族存在，就存在民族感情；存在民族差别，就存在民族情绪。但如果有着平等的民族环境和合理的政治制度，民族主义是不会也无法制造出灾难的。
　　
　　 然而一切都是停留在假设和希望之上，停留在无力的字纸之上，这篇长文，也该画一个句号了。

 

注：哲布尊丹巴是历史上蒙古最高的精神领袖，为蒙、藏佛教各派尊为‘法王’，在蒙古也被尊称为‘日光大皇帝’，可见其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历代法王为《时轮密续》、《度母密续》、《弥勒密续》及甘丹派耳传施身法(正确译名为‘断法’)的持传承者。第一世的法王是觉囊派祖师、西藏著名的佛教史学家与圣者多罗那他(Taranatha)之传世，其先世包括格律派哲蚌寺创建者绛央措杰(Jamyang Choje，宗喀巴的弟子)、宁玛派初既嘉善大师(Chokyi Gyaltsen)、噶举派达玛旺竹大师(Dharma Wangchuk)及萨迦派贡噶左竹大师(Kunga Drochuk)。在法王转世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时，生为蒙古太子而出家，由第五世达赖喇嘛及第四世班禅喇嘛核认为圣人之化身，授以‘哲布尊丹巴’封号(意为‘蒙古地区之依怙主’)及许多传承。在汉地，这一世的法王也得到汉地皇帝的尊重，被册封国师。此后，历代转世法王时现僧相、时现俗家居士之相，一直以来多次受到历代达赖喇嘛及汉地皇帝的册封，成为蒙古地区中的政教领袖。
　　
　　　　第八世的法王之年代正值外蒙古政治变动之时。苏联的共产党军人深夜中前往他的寺院宫殿，把法王叫了出来。法王在连鞋也没穿好的情况下，被军人拉至寺外一角就地处决了。当年外蒙的寺院规模极大，西藏地区的千僧之寺，在蒙古人眼中亦只如他们的深山小庙规模而已。在法王的寺殿中，当时正有三万位僧人正在诵经。军人以机关枪扫射僧众，把他们中的大部份当场打死了。有少数修持有证量的僧人，不论军人怎么开枪也没有中弹。军人心感怪异，便放过了他们。此后，外蒙的佛教便被禁止，寺院全被封禁，但苏联政府倒并未把寺院、佛像及经书毁去。
　　
　　　　现世的法王生于拉萨，四岁时即被当时的西藏摄政者热振仁宝哲(认定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者)认定为第九世哲布尊丹巴。但由于当时外蒙已为苏联所管辖，法王的身份并未被正式公布，也没有举行升座典礼。在七岁时，法王以普通学僧身份入学于哲蚌寺，渡过了十四年学僧生涯，同期亦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赤江仁宝哲等大师学法，又依顶果钦哲仁宝哲(Dilgo Khyentse Rinpoche)、卡卢仁宝哲(Kalu Rinpoche)及萨迦崔仙法王(Sakya Trizin Rinpoche)学宁玛派、噶举派及萨迦派传承。在二十一岁时，法王离寺以瑜伽士身份进行了多次施身法闭关及往各地朝圣。于二十五岁时，法王舍戒而改以俗家居士身份修持。在二十九岁时，法王随大批藏民移居印度，其后一直为居印的西藏人开示佛法。

最新获悉国民党的《中央时报》停刊，感觉这是一段国民党历史的终结，让人不禁感慨，党的喉舌如果赔钱也最终是要走进历史的。不知是否也有这么一天，市场经济真的完善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之流是否也如此命运。